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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毒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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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鹿毒奶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和弊害

尽管中宣部竭力想将由三鹿引爆的在牛奶中掺毒事件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并运用其一贯的宣传技术,想将人们受到毒奶伤害的坏事,转变为党和政府对受害者亲切关怀的好事,但这一事件在亿万普通国民心灵深处造成的伤害和震撼,依然远远超过了四个月前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在数以万计的结石宝宝撕心裂肺的痛哭面前,连有着最为精湛的文宣技艺的党国总理的歉意和眼泪也显得如此的无力和苍白。
   
   三鹿毒奶事件的影响还正在扩展之中,现在不仅仅是婴幼儿奶粉,还有成人奶粉,不仅仅是奶粉,还有液态奶,接着在奶糖、糕饼、冰淇淋、巧克力、三合一咖啡……几乎所有含有乳制品的食物中,都被陆续检测出了含量不等的三聚氰氨,世界各国都在对从中国进口的奶制品进行紧急检测,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禁止中国奶制品进口的行列,中国食品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信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然而,和亿万民众在心理上受到的巨大冲击相比,上述经济上的损失还远不是这一事件最为严重的后果。人们发现牛奶中掺有三聚氰氨的远不止三鹿一家,几乎所有奶业和奶制品业的大型企业都牵涉其中,这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60%。也就是说为了对付蛋白质含量检测,而在牛奶中掺入有毒的化工原料三聚氰氨,绝不仅仅只是少数原奶提供者的偶然行为,而已成为全行业默认的潜规则。

   
   谁没有喝过牛奶或吃过含有奶制品的食物呢?也就是说,多年来,十多亿中国人已从牛奶中饮入了数以百吨计的三聚氰氨。由于成年人的抵抗力较强,这种慢性中毒过程,难以被发现,更因为成年人的饮食结构复杂,即便是肾结石、不育症等疾病的发病率上升,也难以证明一定是由毒奶引起的,所以,这一事件最后在身体最为娇弱,饮食结构也最为单一的婴幼儿身上爆发出来。
   
   牛奶生产业,就如这一行业的寡头在其广告中宣称的那样,本来应该是强壮一个民族身体的产业,现在竟然变成了集体地对整个民族秘密地进行施毒,特别是对民族下一代的健康加以摧残的产业,这个惊人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
   
   为什么不仅仅只是非法生产的小作坊,而且有头上戴满了国家赠予的所有“名牌”、“免检”桂冠的大企业;为什么不仅仅只是个别企业,而是囊括了全行业所有的寡头?这一可怕的秘密究竟如何可能被集体地守住,它为什么能够遮蔽该行业无数知情的从业者的内在良知的呼声,能够在一个信息时代成功地逃避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国家法律的制裁,而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全行业的潜规则?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发现,不管是政治上最黑暗的专制极权时代,还是礼崩乐坏的道德彻底崩溃的社会中;不管是在秦皇汉武的传统的专制君主的统治下,还是希特勒、斯大林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中;不管是在长期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道德崩溃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是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中,我们都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令人惊悚的“奇观”:一个社会的某个最重要的食品行业,会集体性地在明知某种物质对人有毒而无任何益处的情况下,出于欺诈性地赚取利润的目的,故意将其掺入食品之中,并且,能够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将这种有毒的食品输送到全社会几乎所有人[1]的口中,从而使整个民族处在某种慢性中毒的状态。[2]
   
   即便是在最酷烈的民族国家间的生死决战中,我们也很少看到有对异族的敌人,不分男女老少集体性地全部进行投毒的现象。而现在,这样的“超限战”竟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某个食品行业和它的全体国民之间。显然,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仅靠少数人就能做到的,它需要全行业各个环节上众多的生产、管理和技术人员,需要国家的安全生产督察人员,相关的政府官员,党的领导者,媒体的管理者和记者等等,在有意无意之间,或者在某种外部压力之下,完成某种合谋。
   
   在笔者看来,在“举国办奥运”的背景下发生的祸害了全体中国人的毒奶事件,就像“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和“文革”导致的社会大崩溃一样,注定了要被永久性地载入史册。假如说,后者是理解什么是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的典型案例的话,那么,前者则为我们考察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特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这一的令人惊悚的反人类反道德的合谋,正是在新极权主义竭力营造的制度环境和人文道德环境下滋生出来的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蘑菇。三鹿毒奶事件为我们剖析新极权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经典案例。它必将在未来的世代里,成为无数的法学家、道德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反复分析和研究的对象。
   
   在本文中,我们运用了和以往常用的后极权主义有所区别的新极权主义的概念。和毛泽东时代的典型的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今的30年都可以被称为后极权时代。所谓的新极权主义是在这一后极权时代里,近年来在执政党内兴起的政治上的一股新思潮。
   
   主要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国走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转型的道路,那就是一方面积极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则依然依靠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一党专政来维持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这一邓小平主义的改革路线,一方面使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3],另一方面,则由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的裂隙不断加大,而引发出越来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
   
   在如何对待邓小平的遗产和处理目前中国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的问题上,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思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宪政民主主义的回答,它认为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是,在最高权力分解制衡和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造,使其和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相适应;二是威权主义的回答,它认为为了经济急速发展中的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要急于引入政党轮替和民主选举,而应由执政党垄断政治权力,但是,必须建立严格的法治秩序,对政治权力的边界进行规范和限制,将党从一个极权主义的专政党,改造为威权体制下的执政党,而这往往被看作是最后通向宪政民主政体的一个代价最小和比较可行的过渡方案;三是新极权主义的回答,它认为解决一切矛盾的唯一真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强党对整个社会的全面“统筹”,也就是使党的权力触角,非但不受任何外部强制性规则的限制,而是更加深入细致,不留任何死角地伸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4],与此同时,则不断地通过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使党本身变得更加强大和英明。
   
   由于种种传统和现实的因素的交织,直接地看最主要是由于主政的党国领袖的全力推动,近五、六年来,新极权主义逐渐成为执政党内的主流思潮,并且,以自己的逻辑一步一步,虽然缓慢却坚定不移地改造着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经济领域的政企不分;法治领域的以党代法;外交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对舆论和思想的严密操控;道德上的自欺和伪善,这些构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
   
   下面,我们将对三鹿毒奶事件,究竟是如何在新极权主义营造的整体社会环境下,以带有必然性的特征发生的加以分析,从而以抛砖引玉的方式,为以后的研究者考察这一新极权主义的经典案例,匆匆勾勒出一个当代观察者眼中的草图。
   
   一、经济领域的政(党)企不分
   
   “政企分开”曾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放松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将企业抛入市场开始的。“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赵紫阳主政时期就已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可以说正是这一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为之后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打下了体制方面的基础。
   
   为了解决党对企业管得过多的问题,1980年代中期,在赵紫阳主导下,曾经在国有企业中搞过“厂长负责制” 试点,(相应地在学校中是“校长负责制”),试图终结党委在企业(学校)中的最高决策权。赵紫阳曾认真地思考过要不要在企业和学校中撤销党组织的问题。[5]“六四” 事件之后,“厂(校)长负责制” 重又变为“党委领导下的厂(校)长负责制”,而近年来,新极权主义兴起后,党对企业的控制更是大大强化,从而使“政企不分”现象变得愈益严重。
   
   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极权主义对企业的控制方式有了重要“创新”。党控制下的政府,不再像在计划体制下那样,直接命令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包销它的产品,控制企业怎么花钱:“打酱油的钱不许买醋,买醋的钱不许打酱油。”而是主要通过由党组织任命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方式对企业实行组织上的严密控制,再通过要求其上缴利税的方式对企业实行经济上的控制。
   
   在这种新的控制方式下,党除了通过牢牢控制企业的人事权,要求企业多上缴税收外,对其具体的经营过程则不加干涉,给予完全的自由。这种控制方式,使国有企业拥有了计划体制下没有的“活力”,同时又拥有了种种规范的市场体制下所没有的“特权”,从而成为官商合谋,与民争利,导致种种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温床。
   
   在新极权主义使得党和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成为政治正确的情形下,从中央开始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致力于将拥有最重要的资源和能提供最多税收的企业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于处在自己直接控制之下,成为财税收入主要来源的企业,政府就将其看作自己的亲生儿子[6],千方百计地给予它各种特权和照顾,以增强它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而企业则通过形形色色的“上贡”方式交结权力,再借用权力之剑赋予它的种种特权去“开拓”市场,击败其他的竞争者。[7]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这儿所说的权力与企业合谋,不是指企业的老总私下贿赂当权者以谋求某种特殊利益的行贿受贿行为,这种行为虽然也普遍存在,但毕竟是法律禁止的犯罪行为。这儿所说的是,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跟被它们置于直接控制之下,作为亲生儿子的利税大户之间的利益合谋关系,真正可怕的是,在党国体制下,经由种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乔装打扮,这种合谋被看作是完全合法和天经地义的。
   
   事实上,正是这种披着意识形态外衣的公开的大规模的官商合谋,极大地破坏和扭曲了公正的市场秩序,损害了建立在公正的法治秩序上的市场效率,在这种合谋中所取得的每一分利益都是建立在对其他相关的市场主体利益的剥夺和损害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合谋中,产生出了当下中国最强势的分利集团。
   
   三鹿毒奶事件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以一种再也无法掩饰的明确性,撕裂了所有意识形态的伪装,将这一合谋广泛地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不义性和危险性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这一事件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田文华集三鹿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于一身,(这说明三鹿处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这三个职务意味着要向截然不同的组织和人群负责,它们如何可能集于一身呢?也就是说,这三个职位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她会怎么办呢?我们看到,8月2日,当她发现毒奶事件再也掩盖不住时,她不是以总经理的身份向董事会汇报,也不是以董事长的身份向股东代表大会或股东大会汇报,而是以党委书记的身份向上级党组织和政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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