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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四)

   
   
   
   
   五、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中国的六四受害者除了六四死难者、伤残者、死难者和重殘者家属、被判刑和劳教的六四良心犯外,还包括许许多多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他们被收容审查、监视居住、软禁在家、开除学籍、党籍和公职、受到其它党纪和行政处分、失去原工作岗位及不得不流亡海外等等。
    六四大屠杀之后,当局以“收容审查”的名义抓捕、关押了大量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和反抗六四屠杀暴行的人。当时,北京市各区、县看守所人满为患,演员陈佩斯也被关押过,关在“炮局”——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看守所。在秦城监狱,当局收审了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其中有:列入全国通缉名单的周锋锁、熊焱和熊玮、北师大讲师刘晓波、中国新闻社记者高瑜、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江棋生、剧作家王培公、北京理工学院大一学生陈卫等。
    在广州,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85级本科生陈卫(女),中山大学哲学系86级本科生于世文被收审长达一年半;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生王连平被收审半年;中山医科大学85级本科生张宇、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余厚强也被收审过。
    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生赵常青被收审5个多月;西安交大机械系硕士生梅林被收审11个月;西安交大建筑系硕士生林强被收审6个月;《人口报》记者高军生、西安市第91中学教师郑保和、陕西省政府经贸委干部韩锐被收审数月;陕西机械学院机械系学生汤致平被收审半年。
    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肖雪慧被收审近2年,四川社科院汪成忠被收审近2年,四川大学学生王林建、韩燕明、吴卫东被收审1年,遂宁人欧阳懿被收审3个月。
    …………
    六四后,原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被开除党籍,并被“监视居住”1年半,地点是北京郊区一武警部队大院。原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被“监视居住”,地点居然是秦城监狱。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软禁于富强胡同6号家中。
    翻译家杨宪益被开除党籍。原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许良英被开除党籍。原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调华南师范大学。诗人邵燕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原共青团中央常委、中直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被撤销职务。北大国际政治系青年教师陈育国失去教职。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浦志强获团内警告处分。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杜宪和薛飞失去原工作岗位。原湖北省十堰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陆中明被开除党籍,留校察看。……
    而方励之、严家其、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远志明、吾尔开希、王超华、张伯笠、柴玲、封从德、项小吉、郑义、李录、刘俊国等一批民运的重要参与者,则被迫流亡海外。
   
   六、一党专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问世60周年前夕,303位中国公民联署发布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指出:
    “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的确,六四受害者正是一党专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其全称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这个制度有几个从根本上区别于现代民主制度本质特征,那就是:
    1、实施言禁、报禁和党禁。
    中国的《刑法》第105条第二款等条款,是专门用来搞以言治罪的,也就是说,是用来实施和维持言禁的;而这个制度不允许同人办报,是谓报禁;这个制度用《刑法》第105条第一款禁止反对党的合法存在,乃谓党禁。
    2、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
   孟德斯鸠早就指出:握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为了遏制这一倾向,必须用权力制衡权力,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中国的所有权力,都由政治局里的同一拨人所掌控,是谓三权合一。
    3、国家元首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通过普选产生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凡是大胆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人,难免会触犯言禁;凡是大胆行使出版自由权的人,难免会触犯报禁;凡是大胆行使结社自由权的人,难免会触犯党禁。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凡是赞成、倡扬三权分立的人,难免为执政者所不容。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凡是主张全民大选的人,难免为“元首”和“人民代表”所厌恶。
    一句话,凡是敢于冲击言禁、报禁、党禁,敢于公开呼唤宪政民主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七、六四受害者生存状况之改变
   
    在六四这个案子没有翻过来之前,在造成六四惨案的制度没有改变之前,要改变六四受害者的生存状态,需要:
    1、六四受害者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成长
    如果我们认为六四屠刀下的死难者约为2600人是可信的,那么,迄今为止还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死难者家属公开发出了伸冤和抗争的声音。而数以万计的六四伤残者中,也只有为数很少的人站了出来。六四后被判刑、被劳教的良心犯,一直未能公开进行抗争的,也大有人在。而六四后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保持沉默、忍气吞声的当不在少数。
    我们认为,改变缺乏尊严的生存状态,首先需要六四受害者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成长。有了这一条,就可以逐步做到:
    (1)从含冤忍辱中走出来,行使说真话的权利,公开说出受害真相,找回或提升做人的尊严。
    (2)形成和平理性抗争、像天安门母亲那样的六四受害者群体。
    (3)既维护自身权利,又捍卫他人权利,关注、帮助其他政治受害者,如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五七受害者,六四后因冲击言禁、报禁、党禁而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及受到各种宗教迫害的群体等;关注、帮助其他受到制度性侵害的群体,如因暗箱转制、强制拆迁、强迫“征地”、刑讯逼供、任意羁押而造成的受害者群体。
    2、其他民众对六四受害者的关注、声援和帮助
    这既是宝贵的,也是可行的。例如:六四死难者的同学、朋友、同事提供或公布死难者线索;六四屠杀的目击者、六四后参与救治死伤者的医务人员等,直接或间接地冲击六四禁区,说出事件真相;给六四难属、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提供人道帮助等等。20年来,已有不少人这么做了。我们希望,会有更多的人这么去做——2009年5月6日,80多位华人基督徒发表关于六四20周年的历史性宣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而每年六四之夜,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闪烁摇曳的万千烛光,则是对死者至贞的祭奠和缅怀,也是对生者至诚的关爱和慰藉。
    3、国际社会对六四受害者的关注、声援和帮助
    中国六四受害者是20世纪一场特大人权灾难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声援和帮助,将会有力地鼓舞他们捍卫自己的人权、改变自己的命运。来自国际社会的关心和奥援包括两部分。一是来自民间,二是来自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民主国家政府。
    在民间方面,如果能将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天安门母亲”群体,那会是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中国六四受害者的有力声援。对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民主国家政府来说,坚持适时对中国六四受害者的人权状况公开发出关注的声音,并与六四受害者建立直接接触和联系的渠道,应当成为可取的选项。
   
   结语
   
    鉴于当局所设置的六四禁区,本报告所汇集的六四受害者资料是远不完备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六四受害者说出真相、见证迫害,希望更多的知晓相关情况的国人拒绝遗忘、重建记忆;在事实和真相的基础上,才会有公道和正义,六四这个案子才会被翻过来。
    六四这个案子不翻过来,九泉之下的六四英灵不答应,其他六四受害者不答应,这个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不答应;六四这个案子不翻过来,人类良知、社会公义不答应;六四这个案子不翻过来,列祖列宗、天道天理不答应。
    为了使六四那样的杀戮在中华大地上不再重演,为了使六四那样的人权灾难在中华大地上不再重现,六四这个案子是一定要翻过来的。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案子翻过来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案子翻过来了;1980年韩国光州事件的案子翻过来了。我们相信,依靠六四受害者和其他政治受害者的努力,依靠一切受到制度性不公正伤害的民众的努力,依靠其他有良知、有识见的海内外人士的共同努力,六四这个案子是一定会翻过来的。
   
   
   参考资料:
   
   丁子霖:《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4。
   丁子霖、蒋培坤:《生者与死者》。香港:中国人权,2000。
   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社,2005。
   蒋彦永: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2004。
   张 良:《中国六四真相》。纽约:明镜出版社,2000。
   陈小雅:《沉重的回首》。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
   雷 音:《杨宪益传》。北京:自费印刷,2004。
   王丹、王超华、江棋生等:《六四亲历者回忆录》。纽约:明镜出版社,2004。
   于浩成:《风雨鸡鸣》。香港:晨钟书局,2007。
   303位中国公民:零八宪章,2008年12月9日。
   天安门母亲网站:www.tiananmenmother.org
   部分六四人士和六四“暴徒”提供的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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