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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孙东东一人的过错

郭少坤

   前些时,袁红冰先生在文章中谈到了正被抄作成“风云人物”孙东东的历史变迁,读后颇有感悟。

   二十年前,这位曾和许多良知未灭、正气尚存的知识分子站在一起同情和支持大学生们的教授之所以堕落成与人民为仇的地步,完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或者准确地讲,也正是二十年前此时的暴政及其残酷镇压,在改变了中国的走向的同时又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性格及其命运,当然,孙东东也难免例外。

   应该说,二十年前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开明的民主派胡耀邦、赵紫阳的领导下,是一个朝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目标积极迈进的中国,是一个经历过摆脱动乱痛苦重新寻求幸福的年代,在经济改革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更加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人民渴望自由平等,仇恨贪污腐败,盼望结束专制,尽快走向民主。可是,当共产党党内产生重大分歧并以开明派失败为告终时,中国的形势便急转直下,一夜之间,中国人的自由梦终被无情的坦克车碾碎。而此后的中国人也就从此一蹶不振,在暴政的淫威下而不得不纷纷各求生路,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放弃理想,收敛良知;所剩下的坚持者要么被软禁,要么被驱逐出国,要么被送进监狱,要么被砸碎饭碗。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的确很难再有窃火者,再有为了中国前途而明火执仗的人群。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着形形色色只为活着或者设法活得更好的奴隶和奴才。这也就是出现孙东东之类的社会背景及其根源。

   在专制淫威下生活着的中国人群虽然是多样化的,但是都有一个基本共性,那就是任人指鹿为马而不敢异议。我们不妨看看二十年来,在被共产党垄断了所有(权力、思想、资源)的中国,已经没有了任何生机,党内民主铁板一块,政治生活死水一潭,当官的因“六四”被镇压而弹冠相庆并肆无忌惮的贪污腐化,老百姓则在恐惧中忍气吞声的只有为自己拼命谋生,中国完全陷入了空前的死寂,中国人完全丧失了生机,直到有很多同胞丧失人性,使得中国的公平正义及其保障公平正义的自由民主态势江河日下,而几千年以来封建专制劣性文化所形成的恶习则乘虚而入并蔓延全国。于是,在官场上看到的是“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徒,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辈,纷纷秉政”的丑恶现象,在民间看到的则是因“人心不法,人心不古”所导致乱象丛生;官场上卖官鬻爵、贪污腐化日趋严重,社会上造假贩毒、坑蒙拐骗活动层出不穷;清廉之风不见,见义勇为难寻,人人自私,各个自保,唯有利益的驱使方见做人本色,良心良知已经变得分文不值。如此等等不正常、不健康现象弥漫中华大地并侵蚀着我们整个民族的肌体,败坏着我们这个同样有着几千年优良传统的国家,不但成了不争之实,也的确到了社会危急的状态。

   在此形势下,没有人能够不受其影响,像孙东东这样生活在已经被犬儒化的知识分子群中要想挺起脊梁说真话显然是勉为其难了,在长期被权威控制下所形成的附庸思想,在既得利益所造成与民间的隔离带面前,孙东东在社会上的最底层及其弱势群体面前信口雌黄,并不是他的本性有多么坏,而只不过是像所有能够在公众场合下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一样,不得不向强权谗媚讨好以换取利益和好处,否则,他就将会随时被剥夺话语权从而丧失权势者给他的地位并因此失去优越的生活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人人心知肚明,也在朝野上下形成了共识。因此,出现孙东东这样的人并不是偶然现象,就连那位曾经在中国文坛上独领风骚在“百家讲坛”(实为一家讲坛)大讲“国学”的于丹教授不也是人格分裂吗,据网上报道,在2007年5月15日,于丹的研究生小洁在校园里自杀身亡,当时,作为党代表正在出席北京党代会的于丹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却表现得麻木不仁,当有记者问她对自己的学生夭折有什么看法时,她却以“正在参加北京党代会,要封闭6天,晚上还要讨论,不方便接电话”搪塞过去。这就是那个独占讲坛大讲中国传统及仁义道德的教授的真实嘴脸。

   对于丹这种缺德缺到战国时期的作派,一位北京网友“孔子就是国难”曾以《于丹教授,你家马厩着火了》为题,撰文写道:“既然于丹不遗余力地贩卖孔大圣的《论语》,试图以儒教复兴中华民族,那么自己的实践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参照经典,方才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一套,做一套,心口不一,那岂是往圣的绝学?”

   诚然,这位网友说得没错,他指出了中国这个有着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痼疾,那就是在专制的淫威下逼得人说一套做一套,谗媚权势,欺凌弱者,已经成了导致社会倒退落后的通病,这既是被推崇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孔子的个人悲哀,也是中国人民整体的不幸。其实,问题远不在此,因为孔子的骨子里就有问题,即使是按照孔子的教导去做,囿于孔子的“礼教”,也永远达不到当今文明社会所倡导的“平等”目标,包括实现中国政府提倡的“以人为本”。《论语》中记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从文中不难看出,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颜渊死后其父请孔子卖掉自己的车子给颜渊买椁,尽管孔子自己也十分悲痛,但他却不愿意卖掉车子。因为他曾经担任大夫一级的官员,而大夫必需要有象征自己地位的车子而不能步行,否则就是违背了”礼“的规定。看到这一段,我们也就不要对于丹求全责备了,因为于丹对孔子的思想是心领神会的,她的表现恰恰迎合了孔子的”礼教“,所不同地是:孔子是不肯卖掉象征自己地位的车子买椁送葬心爱的学生,于丹则是不肯放弃象征个人地位(党代表)的权力机会去关注自己那不幸死去的研究生。前者是受”礼教“的约束,后者是受党性的制约。两者的共性就是官性党性高于人性,仅此而已。

   所不同的是,孔子在颜渊死后还大哭“天丧我也”以表沉痛,而却未见于丹对自己的学生之死有任何痛苦惋惜的表现,仅从人情味这一点来看,作为为儒家传道弘道的于丹也就显得远不如孔子,或者说是今不如昔了。

   从以上发生在孙东东和于丹身上的事情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危机和道德风尚的败坏。更加令人深思地是,那所原本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化传播发源地的北大竟然成了社会最弱势群体(上访老百姓)对它的思想启蒙和道德宣扬处,当世界看到那些衣冠不整及满脸愁容的冤民们围堵在北大的校门口呼喊着要孙教授出来给个说法时,我们不能不在为北大感到羞愧的同时,也更为中国的一些类似孙东东之类的知识分子汗颜。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孙东东事件而无视北大的光荣传统及其产生的那些知识精英和民族脊梁,如圣女林昭,先后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而被贬职和发配的郭罗基、袁红冰、焦国标、贺卫方等人,还有那些在八九年那场爱国的莘莘学子,无疑,他们都将是北大的骄傲和历史的推动者并被历史所承认。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像孙东东那样的教授和人格分裂的于丹仍然能在知识界窃据高位和主持着文化宣传的阵地呢?我想,归根结底还是前面所谈到的“六四”原因,是“六四”后的恐惧心理所导致,是中国只进行经济改革所导致的“一切向钱看”的极端私欲所致,是缺乏民主监督和法律制约的政治体制所致,是党权高于政权、人治大于法治、官位高于民权、党性高于人性所致,……一句话,是没有民主法治所导致权力不受制约的结果,是人们在无可奈何中自我放弃和自甘堕落的结局。

   从前不久发生在深圳酒店一名共产党的高官在酒后公然隈亵少女,到刚刚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一家洗浴城里三名共产党人对年青的修脚工邓玉娇欲行非礼被刺的这二起案件,已经得到证实:那喊得震耳欲聋的“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不但没有提高共产党和社会管理者的素质,反而使人们看到中国的官场和社会是越来越腐败,权势者们越来越非人性化。我敢断言:如果长此下去,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还政与民,还是在那里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庸才把戏,喊些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中国的走向还将会继续错下去,世态会每况愈下,人将非人,国将不国也就绝不是危言耸听了。

   因此,错就错在我们这个社会整体出了问题,错在人们对价值观的扭曲,而不仅仅是孙东东一个人的过错,当然,对于丹现象也就不足为怪并求全责备了。再说,于丹在那里讲《论语》和“仁、德”,总比那些讲“三个代表”、“社会主义八荣八耻”的官员和喉舌要好些,或者比较有意义。因为后者更加使人摸不着北,找不到方向,在自欺欺人的圈子里错得越来越厉害。

   2009年5月19日星期二

(《自由圣火》5/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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