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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所知道的那两位漂亮大姑娘

郭少坤

——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

   朋友刘真在邮件中问到我“是不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为她想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以响应《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的社会活动,我为她的这种忠实于历史的精神而感动。但是,由于我出生在农村而没有资格“上山下乡”,而且当年(1968年)年仅14岁,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其发生的事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更不可能作出任何理性的判断,所以也就告诉刘真朋友以上客观情况,没有答应写出这方面的东西。

   不过,我对自己少年时期记忆中的“下乡知识青年”还是很深刻的。因为,当年我在农村生活到14岁(1968年)时,头一次看到来自城市里的漂亮大姑娘,使得我这个土生土长和土里土气的少年眼界大开(尽管还未感到过春心萌动),可以说,那年那时那刻的我还是记忆犹新的。因此,又情不自禁的打开电脑,敲打起键盘来。

   在记忆的长河里,正值少年成长时期的我,对发生在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景还是难以忘记的。虽然当时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包括现在对其在中国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但我还是清楚的记得自己正在读小学六年级(1966年的夏天)时,同学们突然高兴得跳上了桌子,到处狂呼乱喊地相传道:“我们可以不上学了,再也不受老师的气了。”于是,我看到的是那些昨天还表情严肃的老师们顿时像被霜打一样蔫了起来,接下来看到的是铺满学校的大字报,什么“打倒地主羔子刘世杰(一位非常严谨的数学老师)”、“打倒富农分子陈兴让(一位温良老实的语文老师)”的标语到处皆是;又过些日子,有几位老师被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接受了学生们的批斗;……也就这样,我们就全部相继辍学回家了,而且,谁也没有领到“高小毕业证”。当时,我年仅12岁。

   于是,回到农村的我便开始了农村生产队的田间劳动。其间,我还记得我的妈妈因为拒绝剪掉自己的长发被“红卫兵”撵得到处跑,最后,跑到我姥娘家躲几天回来后,还是被强迫剪掉了头上的长发。对此,我印象非常深刻。

   接下来,就是我看到生产队来了两位来自徐州市的“知识青年”的事情。有一天,村里传开“咱们生产队下放来了两个城市学生”的消息,记得当时村子里还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生产队队长组织了几个人到大队去迎接这两位知识青年,由于我年龄小,只有跟着大人们后面围观,当我看到来的知识青年都是妙龄青春的漂亮大姑娘时,正如前文所说,虽然没有春心萌动,倒还真是眼界大开,心想,比我们村里任何姑娘都长的好看、漂亮得多。后来,我慢慢知道了这两位来自城里知识青年的名字,一位叫李惠侠,一位叫袁志英,当时,她们的年龄均在17岁左右。

   从此以后,我在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时,会经常和这两位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在一起劳动。由于我的年龄比她们小几岁,很少和她们说话或者交流。后来,大约在1970年,学校又恢复了上课,我们一些因为文化大革命辍学的学生又走进了教室,开始了初中的学业。而那两位知识青年中一位叫李惠侠的也进入了学校,由于这位青年长相漂亮,而且能歌善舞,便当上了学校的音乐教师,另一位青年仍然还在生产队劳动。直到我离开家乡到黑龙江省跟随父亲生活时,她们还是在农村的不同岗位上生活工作着。

   在1975年我从部队回家看望母亲时,我发现李惠侠住到了我家中,母亲说是生产队安排住在我家的。此时的我已经是一位英姿勃发的军人了,当年不敢和她们这些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说话的时代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清楚的记得,我和这位漂亮的知识青年还有过长时间的交谈,而且还经常打闹玩笑(这在我过去的少年时期显然是不可能的)。还记得她常对我发牢骚,抱怨她们在农村太苦而一心想回城里又回不去的感情经常溢于言表,她还羡慕我当兵的光荣。她还说我母亲对待她非常好,就像亲人一样,说将来如果回到城里后一定回来看望我母亲。后来,我在回部队时给她留下地址,并与她保持了通信联系。

   时光荏冉,转眼又过了二年,我接到这位知识青年李惠侠的信,她在信中告诉我说她已经返回城市了。我为她多年来的宿愿得以实现感到欣慰,去信祝贺她又成了城里人。

   1986年春天,我通过组织申请调回到了徐州市公安局工作。回来后我和李惠侠又取得了联系,我曾经问到和她同时下乡的另一为叫袁志英的青年情况,她说袁也回城了,但早就不联系了,并讲据说可能被人贩子拐骗到外地去了。联想到那位憨厚的知识青年模样,使我为其深感不幸。而此时的李惠侠已经是市内一家手表厂的财务会计科长了。

   谁都知道,和平时代的人在中国要想活得好和出人头地,基本要靠以下几个条件:一、出身要好。说穿了就是投胎投得好,如果是出生在官宦富豪家庭,他(她)的一生就会轻而易举的获得到社会资本并转化成优越的生活条件。二、骨头要好。就是要有软骨和媚骨,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灵魂,身上唯剩下软骨和媚骨,就会与肮脏的权力粘合在一起,利用或运用公共权力在社会上赚取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而生活得舒舒服服。三、脸蛋要好。就是说如果一个女人有了副漂亮的脸蛋往往就是很好的人生资本,历史上的美人换江山或者美人改变江山的故事众所周知。当代的女人也都是沿袭着这一传统程度不同的可以使其事成。上面提到的那位比较漂亮的知识青年李惠侠在农村就因为才貌双全当上了教师,使自己减少了很多的体力劳动。在回城后,又以自己的才貌获取到较好的工作,和与她同时下乡的知识青年比较起来,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

   时间总是不看人的脸色行事,它一直在迈着自己的步伐不紧不慢地行走着。在它的背后留下了历史沧桑,留下了人们不尽的遗憾,也留下了每个人的苦乐年华及其故事。当年那些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们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如今的他们已经成了准老头子和老太太。据我所知,那位曾经下乡并住在我家的青年李惠侠今年已经是58岁了。前几天,我看到她的丈夫,他对我说,李惠侠已经退休,但还在两个单位兼任会计工作,加上她的退休工资,每月可以有着5000元的收入,可谓颇丰;另外,他们的儿子也留学到澳大利亚并已经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还说不久的将来,他们也要搬到澳大利亚去居住。看到他们的处境,联想到和李惠侠一起下乡回城后生死未卜的另一位青年袁志英,再联系到那么多和她一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不同命运和结局,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是清楚地感到,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统治时期的怪胎,那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毛泽东专制时代的个人政治意志的具体体现,所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命运及其转折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心理是畸形的,有的甚至是报复型的,我们已经看到通过那个时期成长和被提拔的干部中,不是有很多因为自己当年“受过罪”在今天捞到权力后大肆贪污腐化的“知识青年”吗?!当然,那些时运不济和命运不好的知识青年们则是另当别论了。

   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一个支流,它只是那个祸害中华民族的“文化大革命”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同样需要清理。我们不仅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代青年人被迫丧失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这一历史现象,我们更要看到在“六四”之后的中国青年人被迫放弃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沉沦现实,令我们更感悲哀地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子一代乃至孙一代又是那么迷惘,在信仰缺乏、理想破灭的现实中,贫者自弃,富者不仁,弱者自忍,强者暴戾。自主、自强、自立这些基本的做人品质能让我们在多少青(少)年人身上看到呢?作为作者的我实在是悲观得很,可以说是让我因为实在看不到有多少而也看不出未来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在论述青年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但是,毛泽东却违反人的基本价值,把马列主义和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身上,并亲手把青年毁了一代甚至几代人。同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赵紫阳也对青年学生说过:“你们来日方长啊!”可是,具有强烈人文关怀和自由民主意识的赵紫阳却因此下了台。由此可见,中国的青年在中国共产党连自己都不确定的统治时期内,仍然难以找到并有着自己的未来。

   不过,我们还是没有绝望的理由,当我们看到有着这么多志士仁人在如此尊重历史和富有责任感时,我们看到了希望。可以相信,在通过像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样的活动方式继续进行纪念各种中国的政治运动后,会更好的启发人民对历史的认识和评定,从而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为推动中国的进步事业储备好精神食粮并最终完成自由民主之大业。

   也许,《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活动的意义尽在于此。

   郭少坤

   2008年10月31日星期五

   于徐州家中

(《自由圣火》12/1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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