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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韦君宜《思痛录》

                 读韦君宜《思痛录》

                       长夜何时明——读韦君宜《思痛录》

       文/东方安澜

     一

     我的家族中没有任何“革命”因子,也不跟任何“右派”沾边,属于“越贫越光荣”的贫农,坐实了“奴隶的世界”;头顶皇权,被树叶砸了都会抖三抖,从来就是小心翼翼的顺民。所以我写《读〈思通录〉》,没有任何偏见或精神包袱,写我看到的,写我所想的,尽可以肆无忌惮,尽可以痛快淋漓。

     我历来敬重率直的长者。韦君宜能直面自己走过的路,不管曾经是错误还是荣耀,这需要反思的勇气和决心。闲来无事,偶尔钻进茶馆间,在茶馆台上,当年的红卫兵大多喜欢显摆自己当年叱咤风云的风光,坊间的回忆文字中,极少有这一段的历史,能认真反思自己的“恶”带来惨痛教训的史料更是寥寥。韦君宜写《思痛录》、季羡林写《牛棚杂忆》,都是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负责。是难能可贵的。他们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昭示后世,功德无量。虽然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但至少我们可以警醒,不随波逐流。

     二

     我们这群七零头上的人,抓住了“文革”的尾巴,经历了“改革开放”,从“越贫越光荣”到“十亿人民九亿商”,从小商小贩的“万元户”到权贵资本主义,世态万象,光怪陆离。这三十年的社会转变比任何小说更精彩,没有不可能的情节,只有想不到的情节。如果说现在还有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鬼也不信了。举着拳头捞张党/票不过是晋身的资本罢了。   韦君宜说:“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显然已经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我看未必。红太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红朝找到了通往人类大同的路了吗,60年了,斑斑铁证,这成了一个伪命题。红朝空壳在东欧,在亚洲无数地方都多米诺骨般坍塌了,为什么?马教作为哲学的一种,有其伟大之处,但作为指导人类实践的唯一模式,这个理论有它天然的漏洞,一是违反人性,二是崇尚暴力,这两样都是和人类文明社会所相悖的。就象一个畸形的胎儿,后天再怎么纠正也是枉然。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说过邓和陈云谈到过,大意是邓说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谁都没有见到过。说白了,谁左手有枪杆子,谁右手就可以权威表述出来。枪杆子决定表述权。其实,你仔细看看《新闻联播》,就会发现,当政者的思维意识里从来没有过西方文明的执政理念,象人性是靠不住的,权利需要制约和平衡,当政者应该有历史责任感诸如此类的民主元素。倒不一定非得“轮流坐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翻林达的几本书。红太祖在见小艾克(尼克松女婿)时大手一挥,“你们那些都是假的”,现在还在这只大手的阴影里,何来认识水平的提高?

     2007年,是反/右50年,文/革40年,当局者讳莫如深,不见只字片言见诸媒体。韦君宜一代已经风烛残年;我们一代虽然尝到过麦粞饭,那也是偶一为之;吃麦当劳成长的一代会认为天方夜谭,也许还会崩出一句“你们吃不饱饭为什么不吃肯德鸡”。当政者有意的封锁,使一代教训渐趋湮没,没有历史的比较,对事物、对真理的认识水平,何来提高?

     韦君宜说:“从长远的观点看,错误与挫折只是一时现象,我们的事业因之更有前途,我们的党因之更加成熟。”对于前途,古人有一句话“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兴衰交替,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颟顸如恐龙者,也毁于一夕。我也理解,韦君宜一个富家女,不象王震李自成这样的流氓无产者,可以跳到地主家小老婆的炕上跺三跺。她自己也说:“后来我想了很多很多该忏悔的事情。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我完全相信,她提着脑袋举着拳头一腔热血,是真心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无数民族精英的共同目标。

     可惜中国命运多舛,日本人一搅和,煮了一锅夹生饭。直到现在,还难于下咽。韦君宜也不列外。她为了煮这锅饭,曾经卖力地添柴加薪,结果发现再怎么努力,也煮不熟这锅饭了,我想她肚里是肯定懊悔的,说出“我们的事业因之更有前途,我们的党因之更加成熟”,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嫌疑。是呀,换了我,也会死不承认,不然,他革命不为吃不为喝不为钱不为名,一生努力,到老来发现白忙乎了一场,一夜又回到解放前,你叫她活不活了。愚愚自己,阿Q一下,也好。

     三

     吴思《潜规则》有这么一段记载:“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有张献忠立的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后来:民国《温江县志》卷一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简州赋役,原额人丁8495丁,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这些都是政府为征税而做的统计,后边有实际利益督着,数字有误差也不至于差得太远。”

     张剃头的灭绝人性,血迹斑斑。我搞不懂,张献忠把人都杀光了,还到哪儿去榨吃榨喝,幸亏老张也完蛋的快,万民幸甚!我再不畏惮烦,抄录一段杨显惠《夹边沟记事》的文字:“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原为犯人劳改农场。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1957年的后半年,劳改犯被转移,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改农场,专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他错误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和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共计2400余人(官方数字)在此劳动教养。1960年9月,夹边沟的劳教分子除了瘦弱不堪者之外,全部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三个月后—1960年12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遣返劳教人员。这时夹边沟农场苟延残喘者1100人。”这两段文字,大巫小巫。读书,或曰读史,有时候两相对比对着读,会发现,历史事件就象装在新瓶里的陈酒,酒还是那个酒,只是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不同罢了。行行复迢迢,历史之路迂回曲折。

     夹边沟只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局部,这1300人就这样死掉了,死的无声无息。翻开这些右派的履历,都是上海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毕业,并且都具备某一方面的专长或某一领域的权威,死得象被野火炱掉的茅草。视中国最顶尖的人才为草芥。我们知道,科学成就的取得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才有所小成,每当我看到中国的报纸无休无止地唠叨诺贝尔奖的时候,我心里总隐藏着一种悲哀,一种伤痛,一种从头到脚的哀凉。西方把科学家当国宝,红朝把科学家当野草。中国(更确切的说应该是中/共,如果说中国,达赖丁肇中高行健杨李都得过)在恶政的魔爪下,能有出诺奖的气候吗?呜呼,“飘风不终朝,长夜终有明”。

     四

     我注意到了韦的一段小传:“1958年《文艺学习》停刊后,韦君宜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农村劳动锻炼。1959年初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并带职到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参加编写该厂厂史《北方的红星》。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直到1986年离休。” 夹边沟的饿死人是从1959年夏开始的(据杨文),而韦这时已经回到北京,不要说舒服,至少和夹边沟是天壤之别。每当我读到夹边沟的右派剜死难的同伴的屁股肉,大腿肉而生存的时候,我总抑制不住的悲凉、愤怒和激动。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写到田小娥被自己的公公老实巴脚的长工鹿三用梭镖从背后捅死时,泪眼模糊地在手边的纸上写下了“生得痛苦、活得痛苦、死得痛苦”。中华大地那55万右派,不就是如此吗。

     看韦的小传,她算是幸运和顺利的(相对于那个时代的其他人而言),韦肯定没有经历这些锥心彻骨的痛,她也就还有继续做“共/产/党/员”的雅兴。韦君宜在《思通录•缘起》开始就急于举手表决心站正队伍“首先得说明:我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做这个动作,不知是缘于方便出版还是韦君宜身上的红朝烙印太深了,说这句话,就差没有把箱子底下的红宝书拿出来按在胸口上了。我想,表这个决心,她也可以骗骗自己,从而心安理得堂而皇之的享受红朝提供的各项待遇。(我不知道韦现在的情况,这样说可能有些苛责和刻薄。)

     打个不敬的比喻,这有点象金大侠笔下丐帮帮众或魔教教徒在向帮主表衷心。共/产/主/义对韦来说,是深入骨髓的精神鸦片。近年来,象李/锐、任/仲/夷、赵/紫/阳一批具有远见的人都从内心里戒掉这个精神鸦片。而韦君宜好像不继续吸就没有活下去的精神支撑了。捆绑在红朝这只漏船上,宁愿一起沉没,这是她的信仰悲剧。我在同情她的时候还想奉劝一句,大可不必,不值得在这棵红树上吊死,你们以后的几代智(不是知)识分子,都是这个时代的殉葬品。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历史有许多巨大的推动力是盲目的,特别是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支撑这个世界的往往是没有达到智慧或超越了智慧的人,或者笨人,或者疯子。“民族感情”、“爱国热忱”常常被这些别有用心之徒所利用,希特勒是如此,日本天皇是如此,波而波特也是如此。纵眼旷观人类历史,一切拗逆违众以成就少数人私利的建制,最终会烟消云散。

     五

     胜者为王败者寇,历史一然律是很无情的。特别是《新闻联播》吹得天花乱坠。很能长期蒙骗一大部分人。但毕竟不能蒙骗所有的人。韦君宜写初知道共/产/党的情况:“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并不大,我们只知道有一支红/军在四川一带与国/民/党部队打仗。国/民/党报纸天天登着“朱/毛残匪已就歼”。后来忽然又看到这支共/产/党军队跑到陕西去了,从陕西又到山西,山西又回陕西,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韦君宜实事求是的写,跟近年来播放的《亮剑》和披露的资料互相印证,颇可玩味。公开的资料上共/产/党标榜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但有一个常识是绕不过的,那就是打仗是要耗钱,耗人的,你就南泥湾那点家底就可以和日本人的全机械化抗衡?最可笑的是,在《新闻联播•历史的丰碑》中,抗战以后,人员装备却成几何级增长,那么,到底谁在抗战中消耗了呢?共/产/党一贯标榜实事求是,那么,把国/民/党的抗战功劳隐匿不彰,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既偷了婆娘又竖了牌坊,说一套暗一套,如此两面手法,却是为那般?韦君宜还写到了一段《人民日报》翻云覆雨的变脸:“5月13日(1957年)《人民日报》突然变调子一百八十度。原来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竟提出个“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说现在人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你们反对官僚主义的人,都是心怀叵测,是资产阶级右派。这当然引起大批拥护毛主席主张的知识分子为之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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