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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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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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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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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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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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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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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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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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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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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来源:纵览中国
    如今,再回首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苏联步履蹒跚的改革之路,人们不禁会追问:导致苏联从世界地图上消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才导致苏联的解体吗?是苏联统治阶层的“自杀行为”吗?这种看法不仅在俄罗斯国内怀旧的共产主义分子中存在,在西方极端左翼的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真心相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本著作便是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所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这两位作者认为,是所谓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而支持叶利钦,叶利钦是领导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共产党前高级官员,后来成了俄罗斯总统。这两位作者进而作得出这样的诛心之论:“他们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这一故作惊世骇俗的论调,实际上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苏联的改革确实是戈尔巴乔夫启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但这并非出于戈尔巴乔夫及其身边的少数改革派的突发奇想,相反,他们是呼应苏联大部分民众的心声。他们刚开始改革的时候,还试图“旧瓶装新酒”,希望能够保全苏联和苏共的框架。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他们逐渐发现,旧瓶已经装不下新酒了,这时即便他们想停止改革也来不及了。经济学家霍布斯邦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当苏联经济发展的大车厢走了一段距离以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的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对于这种一种结局,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意识到,当他意识到的时候,他只能顺应潮流的发展而无法改变轨道。改革固然带来苏联的解体以及相当长时期的阵痛,但俄罗斯及若干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不是沉入深渊,而是凤凰涅磐。民主与自由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的核心价值,公民社会也日渐成长壮大。愿意回到苏联时代的人,在民意调查中从来没有超出一成的比例。
   反倒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自作多情地为那个逝去的帝国招魂。《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将改革派统统妖魔化为一群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摧毁国家的小人。苏联解体之后,确实出现了一个寡头阶层,他们垄断了苏联的经济和权力命脉,这些人与旧制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人并非戈尔巴乔夫时代走在前列的改革派。他们之所以“新旧通吃”,不是改革的错误,而是旧制度的惯性造成的。两名学者故意将这些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寡头人物与苏联解体前的改革派混为一谈。其实,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真正的改革派是一群有理想和信念的人,比如改革派的“三驾马车”——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改革不仅没有促进反倒损害了他们个人的私利。苏联解体之后,以世俗的观点来看,他们都是“失败者”: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权力,成为一介平民,在国内并不太受欢迎;谢瓦尔德纳泽当上了独立之后格鲁吉亚的总统,但此职位比起他负责苏联的外交政策来显然微不足道,更何况几年之后他即在格鲁吉亚第二轮的颜色革命中黯然下台;而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之前便退出了政治局和苏共,成为以著书立说为生的民间压力团体的领袖。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将苏联搞垮而让自己获得好处的。即便是从戈尔巴乔夫手中继承了权力的、有一定威权主义色彩的叶利钦,在卸任俄罗斯总统职位之后,也完全淡出政坛,潇洒地过着平民生活,被媒体成为“全俄罗斯最幸福的退休老头”。叶利钦并没有被揭露出有什么贪玩腐败的行径,他在俄罗斯总统任上的待遇,甚至还比不上他担任共产党高级官员时候的待遇。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说,共产党时代,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的他,属于那个“提前享受共产主义待遇”的特权阶层。如果是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他何必退出苏共,走西方政治家式的选举之路呢?他又怎么会在“八?一九”政变中,冒着被枪手暗杀的危险,踏上一辆坦克发表演讲呢?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竭力丑化、矮化改革派,并无视苏联东欧剧变给几亿人带来的民主与自由,乃是出于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极左派立场。资本主义不是不可以批评,但为了批评资本主义而不惜美化苏联的极权制度,漠视古拉格群岛中千万人民的苦难,将独裁与民主两种制度一视同仁,作 某种“去善恶化”的处理,这就是一种非学术化的、不诚实的态度了。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是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是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违反人性的本质,是苏联经济体系的钙化与生锈最终使其不堪重负而发生内部爆炸。即便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继续执政的是勃列日涅夫式的庸才或安德罗波夫式的干才,苏联仍然会走向崩溃,并且以一种更加糟糕的方式崩溃,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唤醒了民众的自我意识,呼唤民众早日走出奴役状态,并且使得社会转型期未发生大规模的暴力流血事件。作为改革的先行者,他不应遭到如此污蔑。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为苏联体制辩护,认为苏联是被一小群阴谋家所颠覆的,却无视苏联体制本身的危机。英国记者雷切尔?沃克在其研究苏联崩溃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六年》中指出,苏联共产党的理念基础是:只有中央决策者才知道什么是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因而苏联体制并不是真正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而设计出来的。沃克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第一,一九八五年以前,共产党领导人坚持认为苏联社会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全国人民都团结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的目标周围。结果,与党的路线相悖的利益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出来,不同社会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也没有得以解决的途径,所有的利益要求都被压制着。第二,苏维埃作为民众代表机构在实际生活中却发挥不了任何实质性的作用,由于该机构没有选拔、任免干部的权力,所以根本不能成为社会利益的要求和表达渠道。第三,“党—国家”领导体制并不能避免不同利益向它施加压力,但能施加压力的只是最强大的利益集团,比如,较大的产业部门、军队等。这样,“党—国家”领导集体只是有选择性地听从一些集团或机构的利益,而不必去倾听弱势群体的意见,因为它不受选举的约束。这三个特征都存在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现实中。遗憾的是,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为了让自己标新立异的观点成立,故意对这些最明显的事实不屑一顾。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在这本书中还对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大唱赞歌。他们反问说:“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苏联知识分子转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苏联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为知识分子们创造了舒适的条件。苏联的作家没必要为了自己的处女作成功发表而饱受冷板凳之苦,学者们也没必要害怕在学术兼职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学工作中迷失自己。难道苏联的知识分子在选择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时,为了心灵的自由而忘记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这样的一种看法,不仅在知识上显示他们的无知,而且在道德上显示他们的无此次。苏联的作家只有写“歌德文学”才能获得官方的青睐。苏联的学者只有从事李森科式的“伪科学”研究才能飞黄腾达。索尔仁尼琴将他的手稿埋在地下,萨哈罗夫家中连电话都被切断,这种待遇有多舒适呢?既然你们认为苏联知识分子“被国家所包养”的处境那么优越,你们本人为什么不移民到苏联去呢?当然,今天苏联不复存在了,但还有中国、北韩、越南、古巴等类似的国家,你们不必死皮赖活地生活在“自由太多”、“竞争太激烈”的西方世界。此种言行不一、人格分裂的胡说八道,分明就是将包括苏联在内的专制国家的知识分子当作是只有物质需求而无精神需求的猪来看待,这种恶劣到了极点的种族主义观点,与中共当局强调的“人权就是猪权”不谋而合,不能不让人出离地愤怒。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难道不晓得萨哈罗夫在苏联的遭遇吗?难道没有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吗?难道不知道安德罗波夫下令修建专门关押异议人士的精神病院吗?这两个左派学者愿不愿意到古拉格群岛和精神病院中去体验一下苏联知识分子的“幸福生活”呢?就连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被很多人看作是斯大林主义者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克格勃与政权》中也承认:“党中央的领导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害,他们往往要干涉知识分子的创作过程,干涉文学和一书的创作问题,其实他们对这些问题往往一无所知。”这位在克格勃工作了四十五年的高官承认,克格勃参与起草了需要查禁的书籍和需要监视的作家的名单,他埋怨说这些工作本来不是克格勃份内的事。作为苏共中央的工具,克格勃还参与了对萨哈罗夫的迫害,在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市之后,克格勃对其进行严密监控,“为所欲为的不仅是国家的领导人,国家安全机关的负责人也曾经作出过不少遭到谴责的决定。我也不想回避自己的责任。”他检讨说:“当权者拒绝倾听这位科学巨匠的话语,不愿意和他进行平等的争论,更不要说和解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愿意了解他的观点的精髓。”博布科夫说,他写回忆录要做到“决不撒谎”。与这个强硬派的克格勃头子相比,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这两个西方学者,连不说谎的勇气都没有,还算什么学者呢?
   也许,《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的两位作者,确实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为了心灵的自由而忘记了自己的物质利益”的一群人。雅科夫列夫高度评价苏联的“不同政见现象”,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整体上是我们所需要的,确实是我们的财富,是一种看得见的精神源泉”。尽管“不同政见者”这个词语遭到诬蔑和扭曲,被党的宣传机器“妖魔化”,但在雅科夫列夫看来,“持不同政见者”其实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那么,“有不同的思想”难道是什么天大的罪过吗?他反问道:“为什么思想不一样就等于犯法和反社会,至少是等于做了某种可耻的罪过?谁根据什么权力可以规定出一种规矩,即所有人必须而且只能同样地思考?”苏联领导人一贯的做法,是以蛮横的方式消灭一切“有不同思想的人”,并将“统一思想”作为教育和宣传的重要任务。而等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是一步步升级的打击:掀起政治审判浪潮、送进精神病院、驱逐出境、剥夺工作、在大众媒体上发起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和辱骂。对某一知识分子的迫害,就是对自由思考和主动精神的迫害,这种丑恶行径引发了另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始泛滥,社会维系开始瓦解。而所有这一切又使道德、社会、工艺和经济方面的许多病变现象越来越深重。”这就是苏联政权瓦解深层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一原因超出了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倚靠他们的智力和道德所能理解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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