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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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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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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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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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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来源:纵览中国
    如今,再回首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苏联步履蹒跚的改革之路,人们不禁会追问:导致苏联从世界地图上消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才导致苏联的解体吗?是苏联统治阶层的“自杀行为”吗?这种看法不仅在俄罗斯国内怀旧的共产主义分子中存在,在西方极端左翼的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真心相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本著作便是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所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这两位作者认为,是所谓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而支持叶利钦,叶利钦是领导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共产党前高级官员,后来成了俄罗斯总统。这两位作者进而作得出这样的诛心之论:“他们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这一故作惊世骇俗的论调,实际上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苏联的改革确实是戈尔巴乔夫启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但这并非出于戈尔巴乔夫及其身边的少数改革派的突发奇想,相反,他们是呼应苏联大部分民众的心声。他们刚开始改革的时候,还试图“旧瓶装新酒”,希望能够保全苏联和苏共的框架。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他们逐渐发现,旧瓶已经装不下新酒了,这时即便他们想停止改革也来不及了。经济学家霍布斯邦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当苏联经济发展的大车厢走了一段距离以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的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对于这种一种结局,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意识到,当他意识到的时候,他只能顺应潮流的发展而无法改变轨道。改革固然带来苏联的解体以及相当长时期的阵痛,但俄罗斯及若干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不是沉入深渊,而是凤凰涅磐。民主与自由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的核心价值,公民社会也日渐成长壮大。愿意回到苏联时代的人,在民意调查中从来没有超出一成的比例。
   反倒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自作多情地为那个逝去的帝国招魂。《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将改革派统统妖魔化为一群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摧毁国家的小人。苏联解体之后,确实出现了一个寡头阶层,他们垄断了苏联的经济和权力命脉,这些人与旧制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人并非戈尔巴乔夫时代走在前列的改革派。他们之所以“新旧通吃”,不是改革的错误,而是旧制度的惯性造成的。两名学者故意将这些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寡头人物与苏联解体前的改革派混为一谈。其实,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真正的改革派是一群有理想和信念的人,比如改革派的“三驾马车”——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改革不仅没有促进反倒损害了他们个人的私利。苏联解体之后,以世俗的观点来看,他们都是“失败者”: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权力,成为一介平民,在国内并不太受欢迎;谢瓦尔德纳泽当上了独立之后格鲁吉亚的总统,但此职位比起他负责苏联的外交政策来显然微不足道,更何况几年之后他即在格鲁吉亚第二轮的颜色革命中黯然下台;而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之前便退出了政治局和苏共,成为以著书立说为生的民间压力团体的领袖。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将苏联搞垮而让自己获得好处的。即便是从戈尔巴乔夫手中继承了权力的、有一定威权主义色彩的叶利钦,在卸任俄罗斯总统职位之后,也完全淡出政坛,潇洒地过着平民生活,被媒体成为“全俄罗斯最幸福的退休老头”。叶利钦并没有被揭露出有什么贪玩腐败的行径,他在俄罗斯总统任上的待遇,甚至还比不上他担任共产党高级官员时候的待遇。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说,共产党时代,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的他,属于那个“提前享受共产主义待遇”的特权阶层。如果是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他何必退出苏共,走西方政治家式的选举之路呢?他又怎么会在“八?一九”政变中,冒着被枪手暗杀的危险,踏上一辆坦克发表演讲呢?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竭力丑化、矮化改革派,并无视苏联东欧剧变给几亿人带来的民主与自由,乃是出于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极左派立场。资本主义不是不可以批评,但为了批评资本主义而不惜美化苏联的极权制度,漠视古拉格群岛中千万人民的苦难,将独裁与民主两种制度一视同仁,作 某种“去善恶化”的处理,这就是一种非学术化的、不诚实的态度了。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是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是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违反人性的本质,是苏联经济体系的钙化与生锈最终使其不堪重负而发生内部爆炸。即便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继续执政的是勃列日涅夫式的庸才或安德罗波夫式的干才,苏联仍然会走向崩溃,并且以一种更加糟糕的方式崩溃,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唤醒了民众的自我意识,呼唤民众早日走出奴役状态,并且使得社会转型期未发生大规模的暴力流血事件。作为改革的先行者,他不应遭到如此污蔑。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为苏联体制辩护,认为苏联是被一小群阴谋家所颠覆的,却无视苏联体制本身的危机。英国记者雷切尔?沃克在其研究苏联崩溃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六年》中指出,苏联共产党的理念基础是:只有中央决策者才知道什么是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因而苏联体制并不是真正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而设计出来的。沃克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第一,一九八五年以前,共产党领导人坚持认为苏联社会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全国人民都团结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的目标周围。结果,与党的路线相悖的利益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出来,不同社会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也没有得以解决的途径,所有的利益要求都被压制着。第二,苏维埃作为民众代表机构在实际生活中却发挥不了任何实质性的作用,由于该机构没有选拔、任免干部的权力,所以根本不能成为社会利益的要求和表达渠道。第三,“党—国家”领导体制并不能避免不同利益向它施加压力,但能施加压力的只是最强大的利益集团,比如,较大的产业部门、军队等。这样,“党—国家”领导集体只是有选择性地听从一些集团或机构的利益,而不必去倾听弱势群体的意见,因为它不受选举的约束。这三个特征都存在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现实中。遗憾的是,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为了让自己标新立异的观点成立,故意对这些最明显的事实不屑一顾。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在这本书中还对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大唱赞歌。他们反问说:“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苏联知识分子转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苏联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为知识分子们创造了舒适的条件。苏联的作家没必要为了自己的处女作成功发表而饱受冷板凳之苦,学者们也没必要害怕在学术兼职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学工作中迷失自己。难道苏联的知识分子在选择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时,为了心灵的自由而忘记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这样的一种看法,不仅在知识上显示他们的无知,而且在道德上显示他们的无此次。苏联的作家只有写“歌德文学”才能获得官方的青睐。苏联的学者只有从事李森科式的“伪科学”研究才能飞黄腾达。索尔仁尼琴将他的手稿埋在地下,萨哈罗夫家中连电话都被切断,这种待遇有多舒适呢?既然你们认为苏联知识分子“被国家所包养”的处境那么优越,你们本人为什么不移民到苏联去呢?当然,今天苏联不复存在了,但还有中国、北韩、越南、古巴等类似的国家,你们不必死皮赖活地生活在“自由太多”、“竞争太激烈”的西方世界。此种言行不一、人格分裂的胡说八道,分明就是将包括苏联在内的专制国家的知识分子当作是只有物质需求而无精神需求的猪来看待,这种恶劣到了极点的种族主义观点,与中共当局强调的“人权就是猪权”不谋而合,不能不让人出离地愤怒。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难道不晓得萨哈罗夫在苏联的遭遇吗?难道没有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吗?难道不知道安德罗波夫下令修建专门关押异议人士的精神病院吗?这两个左派学者愿不愿意到古拉格群岛和精神病院中去体验一下苏联知识分子的“幸福生活”呢?就连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被很多人看作是斯大林主义者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克格勃与政权》中也承认:“党中央的领导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害,他们往往要干涉知识分子的创作过程,干涉文学和一书的创作问题,其实他们对这些问题往往一无所知。”这位在克格勃工作了四十五年的高官承认,克格勃参与起草了需要查禁的书籍和需要监视的作家的名单,他埋怨说这些工作本来不是克格勃份内的事。作为苏共中央的工具,克格勃还参与了对萨哈罗夫的迫害,在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市之后,克格勃对其进行严密监控,“为所欲为的不仅是国家的领导人,国家安全机关的负责人也曾经作出过不少遭到谴责的决定。我也不想回避自己的责任。”他检讨说:“当权者拒绝倾听这位科学巨匠的话语,不愿意和他进行平等的争论,更不要说和解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愿意了解他的观点的精髓。”博布科夫说,他写回忆录要做到“决不撒谎”。与这个强硬派的克格勃头子相比,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这两个西方学者,连不说谎的勇气都没有,还算什么学者呢?
   也许,《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的两位作者,确实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为了心灵的自由而忘记了自己的物质利益”的一群人。雅科夫列夫高度评价苏联的“不同政见现象”,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整体上是我们所需要的,确实是我们的财富,是一种看得见的精神源泉”。尽管“不同政见者”这个词语遭到诬蔑和扭曲,被党的宣传机器“妖魔化”,但在雅科夫列夫看来,“持不同政见者”其实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那么,“有不同的思想”难道是什么天大的罪过吗?他反问道:“为什么思想不一样就等于犯法和反社会,至少是等于做了某种可耻的罪过?谁根据什么权力可以规定出一种规矩,即所有人必须而且只能同样地思考?”苏联领导人一贯的做法,是以蛮横的方式消灭一切“有不同思想的人”,并将“统一思想”作为教育和宣传的重要任务。而等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是一步步升级的打击:掀起政治审判浪潮、送进精神病院、驱逐出境、剥夺工作、在大众媒体上发起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和辱骂。对某一知识分子的迫害,就是对自由思考和主动精神的迫害,这种丑恶行径引发了另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始泛滥,社会维系开始瓦解。而所有这一切又使道德、社会、工艺和经济方面的许多病变现象越来越深重。”这就是苏联政权瓦解深层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一原因超出了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倚靠他们的智力和道德所能理解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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