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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 陈竺和许嘉璐错误的五四观

2009年3月9日,陈竺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文字出现危机。陈独秀、鲁迅等人把封建腐朽、愚昧落后,同文字连在一起,要求废止中国的文字。许嘉璐先生认为这种批判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因为它把事情推向极端,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危机的来临,从而唤起变革、重生的强大动力。白话文出现,挽救了中国文字。然而并没有因为白话文的出现,古代文字就没有地位了,恰恰相反,人们又发现了古文的价值所在。但如果没有这种革故鼎新的话,也许中国古文就真的消失了。”[1]
   
   先回顾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批判陈竺和许嘉璐。
   五四事件发生在1919年5月4日,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大约发生在1916年陈独秀的《新青年》创刊(1915年《青年》改名)到1930年代。这个运动包括了三大部分:1。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2。推动白话文,3。引进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评价是,三大部分的前两个部分都成功了,而第三个部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大陆“均未有顺畅的发展”。[2] 健康报网转载陈雪根2009年3月的文章也承认“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彻底的共识。”[3]
   

   政治上,五四运动是个国民党不爱而共产党曲解的历史事件。国民党不爱是因为五四以后共产主义在中国风行起来;共产党曲解是因为五四的知识分子本来要提倡自由民主,但是后来知识分子的努力被革命分子利用,最终新的共产党一党专制制度取代了旧的专制制度,所以共产党只好对五四运动的本意进行歪曲的解释。
   
   90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后人若要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我的建议是请大家先读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一书。[4] 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最好请你坐在台下当听众。因为要讨论历史事件,首要的是回顾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件(情),这些事件的描述一定要尽可能地原始,非常真实,最好是读了当时的报纸,新闻,书籍,文件(物)等再给予复述。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就是这样一本书,他在美国用英文写的,1960年在哈佛出版社出版,他没有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压力,因此,他的书是公认最权威的,他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研究五四运动的权威。(全文后面专门介绍周策纵先生)
   
   根据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和周先生的其他文章,以及其他的五四著作,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中文人代表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5]
   
   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是胡适和陈独秀两人带的头。李云汉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这样写到,“清朝末年,革命党人为了使革命思想的传播能够普遍而有效,开始使用白话文,办了一些白话文报,这些是文学革命最早的信号。1915年,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给梅光迪的送行诗中,用了‘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的句子。”[6] 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文体的改革,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建立白话文学,也就是胡适所谓“活的文学”;另一个是内容的蜕变,即文学本质与功能趋向实际生活。
   
   “胡适与陈独秀通信,表示有‘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之意。这期间,胡适常常和友人讨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开始用白话文作文,作诗,作戏曲,显然他文学革命的思想接近成熟了。他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陈把这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号。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求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字俗语。”[6]
   
   在这里抄录1919年6月11日胡适写的白话文诗《威权》: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顶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下来,活活的跌死!
   
   (以下摘录自《中国近代史》225到227页。)[6]
   陈独秀对胡适的主张,引为同调,说是‘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二月份的《新青年》二卷六号上,便刊出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揭出了《文学革命》的旗帜。陈独秀提出了他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一,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继胡适,陈独秀之后,热烈鼓吹文学革命的学者,有钱玄同,刘复,鲁迅,周作人等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也创刊《新潮》杂志,为主张文学革命的生力军。胡适于民国六年(1917年)六月自美国至北大任教, 七年(1918年)四月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建设新文学的宗旨,文学革命的内涵和方向告确定。(摘录完)
   
   就文体改革而言,五四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获得卓越成功,其对于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传播有极大的贡献,当时的政府和社会舆论也多接受以白话文为通行的传播工具,各个报纸也采用了白话文。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
   
   
   下面批判陈竺和许嘉璐。
   
   陈竺和许嘉璐的错误
   1.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主要倡议人是胡适,以后又有了陈独秀跟进。这两个人是当年文学革命主要发起人。陈竺说“陈独秀、鲁迅等人”,没有提到胡适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
   
   2. 任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字记录都没有说要“废止中国的文字”。五四反对传统,当时最为极端的话是“把线装书扔到毛坑去”。五四提倡使用白话文,但是并没有废止中国文字之说。非但没有“废止”中国文字,胡适一生一直都在从事和计划有系统地“整理国故”。
   
   比如,《胡适口述自传》中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四重目的:[7]
   一. 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迫切的问题;
   二. 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做参考和比较研究用的学理;
   三. 整理国故,把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做一番有系统的整理;
   四. 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
   
   为了清楚地说明“整理国故”,胡适说,北京大学1923年曾出版过《国学季刊》,胡适写了“发刊宣言”。这个宣言是把研究汉学或国故的原则和方法做一番简要的和广泛的说明。
   宣言的要点如下:
   [(胡适)我说我们用不着慨叹什么国学传统要沦亡,或国学界老辈的日益凋谢。这些都是历史上逃避不了的事。相反的,我们如果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状况,我们不但不悲观,并且还抱着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胜于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未可厚非,但是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数倍。][7]
   
   [接着我把过去三百年---那汉学复兴为最佳代表的国学研究时期---的成绩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整理古书”;第二是训诂,也就是合乎科学的归纳法;第三是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中国的“高级批判”,换言之便是版本校勘学,以确定古籍的真伪。][7]
   
   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说中,解释了他“中国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的含义:
   “《新潮》(Renaissance)是1918年一群北京大学学生,为他们新发行的月刊杂志所取的名称。他们是我国旧有传统文化中,受过良好熏陶的成熟学生,而且,他们在稍后由他们的某些教授所领导的此一新运动里,立即察觉到,与欧洲文艺复兴有与有显著的类似性。首先,它是一种有意识的运动,以人民日用语书写的新文学,取代旧式的古典文学。其次,它是有意识地反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理念与习俗的运动,也是有意识地将男女个人,从传统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以及以赞扬生命此一新运动和人类价值对抗压抑的一种运动。最后,说来也奇怪,此一新运动是由了解他的文化遗产,而且想用现代史学批评和新研究方法论研究文化遗产的人们所领导的。就此层面而言,它是一种人文主义运动。”(余英时译)[8]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Renaissance” was the name given by a group of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 a new monthly magazine which they published in 1918. They were mature students well trained in the old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readily recognized in the new movement then led by some of their professors a striking similarity to the Renaissance in Europe. Three prominent features in the movement reminded them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First, it was a conscious movement to promote a new literature in the living language of the people to take the place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old. Second, it was a movement of conscious protest against many of the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 and of conscious emancipation of the individual man and woman from the bondage of the forces of tradition. It was a movement of reason versus tradition, freedom versus authority, and glorification of life and human values versus their suppression. And lastly, strange enough, this new movement was led by men who knew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ied to study it with the new methodology of modern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research. In that sense it was also a humanist movement. In all these directions the new movement which began in 1917 and which was sometimes calle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New Thought” movement or “The New Tide” was capturing the imagination and sympathy of the youth of the nation as something which promised and pointed to the new birth of an old people and old civilization. [9]
   
   胡适的思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五四运动使旧的人民和(摆脱了)旧的传统而获得新生the new birth of an old people and old civilization,怎么能说是“废止文字”?连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陈竺和许嘉璐的“废止文字”谎话其实也是中国人的遗传病,在新主子面前控诉旧主子的时候总是夸大“受害的程度”。
   
   3. 陈竺说,“白话文出现,挽救了中国文字。”这句话也不对。网络文章说,“(古代)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一些符合人们口语交际习惯的口语作品,从《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开始,到敦煌变文、唐宋语录、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一路下来,应该说每朝每代都曾产生过数量不少的白话作品,但它终究未能撼动文言文的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只能散落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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