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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先生百岁冥寿有感──

   这是我在1998年蒋经国先生逝世十周年发表过的文字,台、港两地均有刊载。现在蒋先生百岁生辰,国民党中央要大事纪念。蒋历四十年为台湾,生而劳苦,死无余财。提倡中国现代化当然不是他,但在他的管治下实践现代化而又及身能成功,却是民族的第一人,应是平情之论。
   
   《记忆中的经国先生》
   1998年1月8日
    写威权人物很难下笔,除非别具用心,要达到某种目的:为了目的,就无所谓客观的论断,以成见做素材,达到塑造的形象,美化或丑化,悉随作者;与真实的人物,可能相差很远。否则,就有很多顾忌,但此中仍有差异,民主先进国家的公众人物,除毁谤或人身攻击外,在言论自由下,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或对他的批评,不受法律保护:这种具体的规范,还不致太难下笔。

   在威权时代的中国作家,无论大陆或台湾,会成动辄得咎。正如卜少夫先生当年写「蒋经国的浮雕」时说:「不管说善说恶,道是道非,为了个人着想,都有损无益。」大陆地区的威权人物可捧不可议,如果可议的,他已不威权了。
   
   经国先生逝世十周年了,随着民主开放失序,即使活着的威权人物,却处于威权扫地的年代,更不必说已去世的人物了。听说台湾某宪兵驻部,有一个「总统连」,原来各地拆下的、涂污的、砍下头部的蒋公铜像,约有一连人数,所以叫做「总统连」,闻之令人感慨。上一个月,我有一次向历史学家李定一老师请教:以史家对蒋老先生评价,他对国家民族的功罪而言,其盖棺论定将是怎样?我是他的学生,他不论在课堂上或私叙下,都曾批评过蒋先生的,而当年蒋公尚健在。他说:「如以功罪论,要看站在什么人立场说,中共的立场,反蒋的立场当然数他的罪:站在真正的国民党立场,当然说他的功。如果历史学家站在民族的立场,蒋先生是个民族英雄,是无可怀疑的。」
   
   今天台湾以打倒威权人物为快意,而真正去了解其生平事迹者甚少,这是矫枉过正之弊。过去香港有一位专写历史小说的南宫博,对历史人物每凭想象,在他写「李清照」时,惹火了作家谢冰莹,谢老师在一篇文章说他的笔下,中国历史上的女人「有妇皆荡,无女不淫」。今天台湾的舆论界,似乎对政治人物「有官皆贪,无权不争」,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对一些有守有为的政治人物,也是不公平的。特别在经国先生时代,以今日台湾的现象和政治人物,来忖测当年的历史人物,就更加不公平了。
   
   经国先生的评价,在这个威权扫地的年代,随着时间的飞逝,光环早已黯淡。挑剔他的不是处,要远比肯定他的要好,起码「符合时代的脉动」。今日政治人物之非,度之当年经国先生亦复如是,理由很简单,他们同是一类人物嘛。殊不知大儒崔述说:「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而其人终不自知也。」可谓一针见血之言。我们看到今日台湾的乱象,为什么我们不去思索十年前在他领导下的国家、社会,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这和他的领导方式没有关系吗?这几年我们的外汇存底减少了,不好意思和大陆相比,但前几年我们说到「台湾经济奇迹」、「台湾经验」、「外汇存底仅次于日本」等豪语时,又和他十大建设和政策没有奠基的关系吗?
   
   政治人物是善变的,正如植物「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味实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我们为什么想不到:「民犹是也,官犹是也,十年前之廉吏良民,今之为贪官暴民,所以变者何,经国先生不在也。」经国先生是人不是神,他无法预知未来,但他在,由于没有纵容部下,尊重制度,尤对贪污枉法痛恨,起了上行下效的作用,遂能「贪夫廉,顽夫立」,这种「君子德风,小人德草」成了风吹草偃的效应。也有人说他「天威莫测」,然而,一个领导人物不讲求政治手腕?用人艺术吗?记得萨孟武老师在「政治学」讲课时说:「政治人物分几种:有学有术,兴世之人,周公之流;有学无术,乱国之人,王安石之流;无学有术,安国之人,寇准之流;无学无术,亡国之人,贾似道之流。」如果政治家不为一己私心,为国家讲权术权变,使能驭下治国,是应该允许的,除非这种权谋术数乃为己谋,又当别论。我今天为经国先生讲些公道话,正如卜少夫所说:「为了个人着想,都是有损无益的。」我不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更无任何利益可言,是「有损无益」的,只是对历史人物的良知论断。
   
   美国和中共建交,是经国先生出任总统一年半后的事,断交消息接到以后,国民党中常会紧急召开,陈建中认为可以联俄反制,振振有词;但经国先生听完后并不征询,严词谴责陈的胡涂,足以摇动国本。这是他果断之处,如果陈的提议交众聚议,在这关键性时刻,正是足以摇动国本、人心。这是「一怒而天下安」最好的诠释,如果一怒而天下笑或天下乱,则经国先生亦不足观了。「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而消弭战祸于无形,经国先生一言而定。「台湾经济奇迹」,是在中美断交后才发展出来的。他举重若轻,只是举一反三而已。经国先生在追随者眼中,是「望之俨然」的。政治人物的笑容,我们在荧光幕上或报刊上看到的「政治笑」,真教人叹为观止,尤以近年台湾政坛之笑,看了很不舒服。有狞笑、干笑、谄笑、奸笑、会心微笑、皮笑肉不笑。似乎没有一个像经国先生那种开怀的大笑,天真烂漫的笑。他的哀戚,同样纯真令人动容,守孝期间的神形。「生子当如孙仲谋」,曹孟德论英雄耳:如论世之失者孝,今人应起「生子当如蒋经国」而无憾。
   
   余生也晚,我做学生的时代,参加救国团的课外活动,蒋经国已不任救国团的主任了;但救国团举办首届的「岁寒三友会」(集合二十九所大专院校出版社负责人的出版训练活动),由于担任该会总编辑(选出)的关系,成为经国先生来会演讲的记录者。那一天他穿着西装来,神情愉快,他虽然说着不纯正的国语,但很清楚,说了许多小故事,都能娓娓动听,讲题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出自论语句),内容紧扣题目来发挥。他是个杰出的演讲者。演讲完毕,他走下讲台,和我握手并道谢,同学们鼓掌送他,走出室外,许多摄影记者为他拍照,他转过身来,特别和我合照了一幅,以后他又将这合照寄来。这是我唯一的和他仅存的照片,他灿烂的笑容,至今犹历历在目。「岁寒三友会」结束以后,救国团尚有两次请我到总部去,再听录音,从事做校正的工作。如果他的言论集有这一篇,我应是初稿的记录人,但我未及见,因毕业后便长居外地。
   
   台大毕业以后,我到加拿大读书,历十一年以后,我才首次返国,当时经国先生已出任行政院院长了。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回台一次自费参加双十庆典,多次出席院长招待的茶会,都在人潮汹涌下打个照面而已。只有一次可记:由于我和一位香港校友陆永权兄,在茶会前还在室外抽烟,转身间,忽然见到他率众已到了面前,他笑容满面问我们从那里来,我们各道地点。他却继续问下去:「香港的情况怎样?」陆兄答:「不好。」院长收了笑容:「怎样不好?」陆说:「组织涣散,以致同志向心力不够。」经国先生正想再问下去,侍从已插口:「请院长进去,茶会时间到了。」他只可说:「我们以后再谈。」这段过程,我曾在香港星岛日报我的专栏连载:「风雨江湖三十年」写出,以致国民党香港总支部找陆兄去问话。
   
   经国先生首次当选总统,就职的时候,我和加拿大两位同志,专程返国出席这个典礼,由于归国的侨胞很多,只有团长才安排进入会场,我们三人只是尽点心意回去,没有请托安排、因此望门兴叹。号召归国侨胞参加典礼的侨委会,和主理就职庆典的负责单位,并未做妥善的安排,却把不能进入会场(国父纪念馆)的侨胞,安排参观石门水库,失去参与庆典的原意。应安排比较大的场所,如仍不能全部容纳,即使在就职会场前的空地,搭个现场转播的银幕,使迢迢千里来参加历史一刻的侨众,也算是得偿心愿,今竟安排参观石门水库,意义全失。许多侨众(大部份不能入)大表不满,拒绝到石门水库去,大家留在旅馆看现场转播。主办者真属人头猪脑,起经国先生而问,恐怕他也以为憾事。
   
   十年的风雨灵旗,江山俎豆。经国先生历尽人间惨痛,而终于能承先启后,做了许多福国利民的事功。然而,十年以后的台湾,无论国家的认向、同志的向心力、社会的现象,已不复旧观。如经国先生英灵不灭,同感凄然;其最不堪者,以他纯孝之人,看到今日之小儒暴民,对其父亲之侮辱,尤恐椎心泣血。我们今天纪念经国先生逝世十周年,在这威权扫地的时代,尚何忍以春秋责备贤者之笔,攻击已历尘世煎熬数十寒暑的不幸人。
   
   经国先生音容宛在。
   
   我怀念他。
   
   

此文于2009年04月03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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