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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其实就在楼上

马克思其实就在楼上

   

   一

   

   2008年是马克思诞辰190周年。

   

   对这位德国老人,中国人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近年来,到马克思故居特里尔观光的海外游客中多数是大陆的旅游者,以至于在当地居民中,不少人都会讲几句简单的中国话。

   

   谈到对马克思的敬佩,还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记得老师曾说,中国的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用了27年,而德国的马克思写《资本论》花费了40年。40年,在一个八九岁孩子的幼小心里,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岁月。“时间”的概念,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就是过年,就是可以好吃好喝,燃放鞭炮的日子。而这样的好日子,每一次的来临至少要等上三百六十五天。40年,一万四千六百天,如此漫长的时间才能写完一本书,对马克思以及他的《资本论》,我便有了一种肃然起敬的神圣感。

   

   说来可笑,对于马克思的了解,恰恰是他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十年动乱”,毛泽东他老人家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一句“造反有理”。于是,十亿军民征腐恶,万众怒气冲霄汉,摇旗呐喊,狂热鼓噪,不仅要在政治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上“兴无灭资”“破旧立新”;而且要在思想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生活上“斗私批修”。全国上下,用老人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铁扫帚”一通乱扫,虽说“玉宇澄清万里埃”,可结果却是一“马”(克思)当先,万马齐喑。除了红色经典和“红宝书”,无书可读。

   

   1972年冬,从内蒙回京探亲,新华书店里,我意外地买到了德国人弗兰茨.梅林1918写的《马克思传》。尽管梅林是马克思的老乡,也号称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和史学家”,属于“根红苗壮”的一代,所写的书也是为无产阶级导师树碑立传,可到了中国,对不起,照样得要接受革命的审查,这就叫“重在政治表现”。于是,《马克思传》的再版说明中,便出现了一段叫人啼笑皆非的自我表白:这部著作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和缺点。译者已在本书后面的注释中做了说明云云。细细琢磨这番话,就明白其中三味,译者告诫的并非是读者,而是提醒当局。言外之意,该说的,我可都说了,出了问题,勿谓言之不预。千万别再找麻烦,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

   

   后来,考进大学,我通读了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德文版《资本论》,还对照读了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法文版《资本论》,对马克思40年呕心沥血所创立的理论,总算是略知皮毛。

   

   30多年过去了,去年,我又买到了著名学者,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戴维.麦克莱伦(David.McLellan)写的另一部《马克思传》。对照梅林的版本,我个人觉得英国人写的要比德国人写的生动、有趣得多。或许,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所能收集到的资料愈发翔实,丰富;人们对于马克思的认识和理解也愈发客观、深入。其实,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相对于马克思博大、精深并显枯燥的理论,他们更希望了解的是有血有肉的马克思,更希望知道老马从小到大,是如何成长、如何求学、如何度过青涩的年少、如何看待人生、如何与父母相处、如何对待爱情、婚姻,如何处理家庭纠纷、如何关爱子女……一句话,他是如何生活的。

   

   一般人对马克思的著作望而生畏,尤其是哲学与经济学。马克思自己也承认《资本论》晦涩难懂,尤其是第一卷前7章,而这恰恰又是《资本论》的核心所在。马克思曾经给朋友库格曼的夫人建议,干脆就从第7章开始读起,“否则也许会气馁下来,不敢读下去”(《资本论》法文版的序和跋)。在马克思自己的那个时代,他的理论始终没有成为主流经济学说,《资本论》出版了4年,也只卖了1000册。有一次,老马将自己的书送给了同事彼特.福克斯。福克斯的回信叫马克思哭笑不得。福克斯说,得到了《资本论》就好像一个人得到了一头大象,叫人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他说的一点也不错,叫缺少文化的工人读懂马克思的理论确实困难。夫人燕妮曾给库格曼写到:“如果工人稍微感知到为完成这部著作,为他们而写这部著作,为他们的利益而所作的必要牺牲的话,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更多一点兴趣”。相比《资本论》,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与结构的学说,他后来的继承者,无一不是用他这个理论,将暴力革命发挥到极致,拓而广之为普遍真理,将“批判的武器”化作“武器的批判”。结果,实践的剃刀阉割了理论的思考。

   

   西方人常说,个人关心自己,上帝关心大家。他们是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上帝保管,而我们中国人特别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安排,希望有 “大救星”,救民于倒悬;有“包青天”为民做主。因而我们这个民族,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造神情结”和“清官情结”。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赞赏的是《国际歌》中所倡导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可老马到了中国,就身不由己,就被抬到了至圣先师的地位,一切为“马”首是瞻,而老马的继承者——老人家的理论更被冠以“马列主义顶峰”。

   

   上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上曾有过关于“信仰危机”的争论。一次,在火车上,我就遇到过某省委宣传部的高官。他自诩为正统的马列主义主义者,对社会上种种“离经叛道”的现象大加批判,盱衡厉色。看到他这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我问道:你说要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部门,你自己读过几遍《资本论》?听至此,他弭口无言,我直言不讳:恩格斯曾将《资本论》比喻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既如此,你们就是“圣经”的传教士。我还从未听说过,有不读圣经,就敢四处讲经布道的牧师。

   

   虽说现在各级党政部门盖的培训中心愈来愈多,愈来愈豪华;官员们到国外进修、考察愈来愈频繁,但是,官员们读书的时间却愈来愈少,更何况是读马克思的著作了。不妨认真考量一下,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党内,有多少人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将他的学说当作自己真正信仰的?

   

   一个人的素质的高低当然不能只用读书的多少来衡量,可是一个人的堕落程度却与他的不读书成正比。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他的阅读史。如果说连马克思的书都未曾认真读过,或读懂过,就自称是马克思的信徒。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恐怕只能称之为是江湖术士。道理很简单,当对一个事物不了解的时候,你不可能去认识它,接受它。连一个自己都说不清,讲不明的理论,愣要把它作为真理来追求,当作信仰来崇拜,这不是愚弄自己,贻害他人,又是什么?到头来只能玷污、糟蹋这个学说。

   

   对多数人来说,就当前而言,只有破除对权威的信仰,才能恢复对信仰的权威。只有把自己从外在权威的信仰下中解放出来,才能将信仰的权威变成自己的内在的精神世界。

   

   信仰,它决非是一种人云亦云的盲从;或是一种不假思索的狂热的崇拜,它不应成为桎梏思想的牢笼;更不应作为获得某种利益的投机。它不仅是一种信念上理智的选择;而且是一种梳理思想的明辨;更是一种是反复思索、反复比较得出的结论。

   

   其实,对这类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为了拉拢人民”, “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臀部带有旧的封建主义纹章”,招摇撞骗的现象,马克思生前就讥讽过,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为此,老马疾首蹙额,愤言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走进马克思,才能理解马克思,而理解马克思,才有可能学习马克思。只有把马克思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了解,人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他的学说、他的理论。

   

   在《马克思传》的“序言”中戴维.麦克莱伦坦言,他的这本书“旨在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就是通过“sine ire et studio(客观公正地)写作,向读者呈现一个合理的稳妥的形象”,力图避免出现对马克思“要么偶像化,要么玷污的两个极端”。

   

   二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工人阶级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克思一生无所畏惧。1865年,在给女儿小燕妮和劳拉所写的《自白》里,马克思曾豪情万丈地表示: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斗争”。如此看来,这世界上,还真没有让马克思害怕的东西。话虽这样说,可马克思毕竟是人,不是神仙。既然是人,就会有叫马克思心惊肉跳的事——那就是债主上门讨债。

   

   1849年,马克思全家流亡到了伦敦。此时的马克思不仅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而且他的夫人燕妮即将为他生育的第四个孩子。刚到伦敦时,靠着夫人燕妮母亲的资助,全家人住在切尔西市区安德森大街。这是全城的时髦地段,紧邻国王路,租金昂贵。住在这样的地段,马克思和家人自然心情舒畅,可住了不到半年,就无法再住下去了。原因很简单,没钱付房租。

   

   “屋漏偏逢连阴雨”,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刚刚出生的小福克斯,患上重病,经常剧烈抽风,“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没钱雇奶妈,体弱多病的燕妮只好拖累着羸弱的身躯,自己给孩子喂奶。燕妮在给朋友魏德迈的信中曾痛苦地写到:“由于病痛,孩子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开了口子,鲜血常常流进孩子抖动的小嘴里。”

   

   没钱交房租,房东叫来了法警,把马克思一家的全部家当,衣物、床铺、甚至是孩子的摇篮和玩具全部查封。并告知,如果两个小时后,仍还不上房钱,就将查封的东西全都拉走。尽管,马克思有“剥夺剥夺者”,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勇气和打算,可远水解不了近渴。花钱租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饶是马克思英雄,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焦头烂额的马克思,只得顶风冒雨,连夜四处寻找便宜的住处。可房主一听他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意出租。

   

   听说马克思的财产被查封了,面包铺、肉铺、牛奶铺。药房的老板全都赶来了,生怕马克思欠的债黄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查封的床和值钱的东西,装上小车,拉起就走。按当时英国的法律,天黑以后,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又把警察叫来了,说马克思一家欠债不还,还要逃跑到国外去。谁说英国人绅士,不好起哄,纯粹胡扯。就在马克思一家与房东、债主为如何分摊债务吵成一锅粥时,不到5分钟,家门口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比手划脚,指指点点,连奚落带挖苦。仅仅欠了5英镑的房租,竟遭到如此羞辱,出身名门闺秀的燕妮,那里见过这个阵势。要命的是,此刻,丈夫不在身边,身旁的孩子又怕又冷,瑟瑟发抖,低声哭泣。面对盛气凌人的女房东和咄咄逼人的债主,燕妮羞愧难当,心力憔悴。气得这位高贵文雅的夫人骂道:“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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