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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毒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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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新极权主义特征和弊害(续1)

党国的各级政府自然而然地会将其能够通过党组织加以直接控制,在政治上最听话,又上交税收最多的企业,当作自己最宠爱的嫡子。但是,它如何才能对这些嫡子加以关照呢?假如,政府只是将自己已经收到的财政收入补贴给这些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就成了不再值得宠爱的败家子。政府希望的是,这些嫡子能够向它上交更多的钱,而使企业拥有这样的能力的办法就是,用各种公开的或私下默许的方式赋予这些嫡子大量的特权。当一个企业在社会中生存时,它会和包括消费者、员工、竞争者、合作者、媒体等无数的利益主体发生利害关系,这些嫡子的特权就表现在,每当它和其他的利益主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都会受到特殊的优待,通过牺牲其他主体的利益的方式来增进它的利益。总有一只权力之手在帮它摆平消费者的投诉、员工的维权、媒体的监督[13]、受害者的索赔,使企业对自己的违约乃至违法行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大大地减轻这种责任。
   
   在一个有着健全的法治秩序的社会中,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一个党控制一切的党国体制下,一个企业只要和党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获得这些特权。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毒奶事件已经完全暴露的今天,依然有一只权力之手在强有力地保护着这些掺假售毒的企业,使它们无须完全担当起向受害者赔偿的责任。当律师们自动组织成律师团想为受害者索赔时,他们受到了来自司法部门的阻挠,显然,在司法部门的背后是党的意志。党认定任如此大规模的索赔案件自然发生,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看,都会严重损害党的利益。
   
   既然经过“三个至上”的学习之后,将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已经成为党国的司法运作的不许质疑的最高原则,那么,党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用权力的巨手使司法的天秤发生倾斜,一边尽量让自己的“嫡子”们免于巨额索赔的困扰,另一边则努力让无告的受害者们像接受天灾一样,默默地接受这次人祸的伤害,就成为党国体制下十分自然的事情。[14]

   
   另外,在政府的操控下,收购和合并三鹿的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三鹿在被免去(或大大减轻了)了巨额赔偿的责任后,只要换一块牌子,又将一切正常地运作起来。在这儿,我们不得不惊叹党权的点石成金,化腐恶为神奇的伟大的“拯救”力量。
   
   有许多论者说,毒奶事件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事,可以促成中国建立更完善的食品监管制度。然而,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它不可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好事。因为,从三鹿毒奶事件的爆发到处理的全过程,让全社会的每一个人(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特别是企业的经营者深刻地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中,起作用的不是法律,而是党权,只要和党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哪怕犯下了向整个民族下毒的伤天害理的大罪,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后轻松地逃避责任,相反,只要忤逆了党的意志,哪怕是一个最诚实的经营者,也难逃牢狱之灾。[15]
   
   因此,在新极权主义的法制环境下,一个企业的经营者遵守法律,诚实经营并不足以逃避牢狱之灾,相反,他的经营之路会越走越窄,而和党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去弄虚作假,则成了最现实有效的生存之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有毒食品被不断发现,却始终没有坏事变成好事,反而越来越严重的制度性根源。
   
   通过对从三鹿事件的形成到被处理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新极权主义的经济理念和司法理念的分析,我们不难断言,中华民族饮用有毒食品的历史,绝不会因为三鹿事件而终结。只要以党治企、以党代法的新极权主义的理念,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地生长发展,那么,中华民族的有毒食品史也必将随之处在方兴未艾的发展之中。
   
   三、外交上狂热的民族主义
   
   在新极权主义竭力用党权来控制社会生活的一切最细微的领域之后,它也就将社会中的一切问题都转变成了政治问题,转变成了究竟是积极紧跟党的领导,被动接受党的领导,还是胆敢反对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么一种新极权主义的政治理念,在组织路线上,必然体现为将干部对党是否忠诚的问题,置于一切政绩、经验、才干等其他的因素之上;在外交上则推行一条随时可能使对抗升级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路线。
   
   本来在一个党控制所有媒体的后极权社会中,社会内部的舆论对党几乎已失去了任何监督作用,只有自由的国外的舆论才可能起到一点使党保持清醒的约束作用。然而,当新极权主义用一种充满敌对意识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来指导外交政策时,党国的政府也就失去了最后一面可以照见自己行为的真实后果的镜子。
   
   我们看到,早在2007年3月,出口到美国的宠物食品中掺有三聚氰氨的事件就已引爆,经过国外媒体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这本来为国家质检部门对食品中的三聚氰氨问题进行全面检查提供了一个良机。但是,我们的质检总局是如何应对这一危机的呢?
   
   下面,是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李长江2007年7月17日的讲话:“今年3月份以来,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境外媒体对中国出口食品乃至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炒作,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把中国商品妖魔化……先后炒作鲇鱼药物残留事件、冷冻鱼致人中毒事件、巴拿马药物中毒事件、二甘醇牙膏事件等等……一些国外媒体……把个别食品问题说成是整个中国食品的问题,把个别不法企业的问题说成是中国政府监管体制的问题……恶意炒作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敌对势力根本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其用心之险恶,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在毒奶事件爆发后的今天,我们再来重温李长江先生的这段经典的讲话,不禁有啼笑皆非,时光倒流之感。谁会想到,在改革开放30之后,这位中国质检的总掌门人还在用“文革”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维方式在统领中国的质量检查工作呢?
   
   我们之所以将李先生的这段话称之为经典的,是因为它为我们分析新极权主义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文本。众所周知,流通中的有毒食品会危害健康乃至生命,它在消费者中引起某种恐慌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社会中,它必然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并进行大量的报道。我们看到,当西方国家自己在食品生产方面,出现象疯牛病、二恶英等问题时,有关的报道真是铺天盖地。正是这样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为这些社会的食品安全构筑了一道有效的防线。
   
   李先生长期生活在党国体制下,国内的媒体在党的管制下,早已变为只报喜不报忧的驯服工具,因此,一看到对自己不利的“负面新闻”被大量报道,立即本能地暴跳如雷,恨不得马上让中宣部去将它们都“和谐”掉。我们看到,李先生一一列举了鲇鱼药物残留、冷冻鱼致人中毒等事件,但是,不是将这些事件当作沉痛的教训,立刻抓紧相关的检查和监管,而是当作“敌对势力”的一次又一次“恶意炒作”的铁证,并用诛心之论,将其提高到“敌对势力”妄图阻止中华民族崛起的“险恶用心”的“政治高度”。
   
   其实,这么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大陆50岁以上的人都非常熟悉,“文革”中,任何一个企业由于自己管理不善出了生产事故,马上认定是“万恶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于是,在大批特批“阶级敌人”的过程中,推脱和逃避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曾把中国搞到崩溃的边缘,而现在整个中国的质检工作却正是在这样一种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有毒产品层出不穷乃至最终酿成毒奶惨祸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值得人深思和警惕的是,李长江式的思维方式绝不仅仅只是个案,它是一股强大的新极权主义思潮,在质检领域的反映。今年以来就有“驻藏大臣”将达赖喇嘛称为“披着袈裟的豺狼”,称和达赖集团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更有党国元首将西藏事件后,世界各国的抗议,称作是一个意图阻止中国崛起的有计划的阴谋,从而一时间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16]在党国体制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看到,“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的论调之所以甚嚣尘上,事实上,不过是党国领袖头脑中的思维模型,在一级又一级的紧跟领袖的党的干部嘴巴上的回响罢了,新极权主义的将紧跟和忠诚置于政绩和才干之上的干部路线,则更是将这种“回响”放大了。
   
   然而,毕竟已经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党内干部中,真正抱有文革式的思维方式的人已经并不太多。对党国领袖的“阴谋论”仅仅只是口头上附和,还是在行为上积极紧跟,二者之间在最终结果上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我们看到,凡是积极紧跟新极权主义路线的党国官员,除了大喊口号,不干实事之外,还都把自己负责的工作,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主管质检的李长江和主管西藏的张庆黎,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新极权主义的危害性的二个典型例证罢了。[17]
   
   假如说,在西藏问题上,对国外的批评者产生敌意还算容易理解的话,那么,在最需要科学和理性,关系到自身健康的食品检测领域,用如此非理性的敌对意识对待他人的批评,则说明了新极权主义由于将一切问题泛政治化而助长起来的反智主义倾向,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和执政党内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究竟谁是敌对势力?新极权主义者到处寻找,想要用专政手段来对付的那个恶魔究竟身藏何处?任何一个拥有最基本的道德哲学教养的公民都不难发现,这个恶魔就深藏在新极权主义者的心中。任何一个个人,和由这样的个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假如真诚地相信自己的政治意志,由于天然地代表着“神圣的人民”,因而散发着不容质疑的道德的圣光,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在一切自己政治行为的批评者和反对者那儿,源源不断地发现和塑造出死敌和恶魔,用“文革”语言来说,也就是各种“牛鬼蛇神”。
   
   四、对舆论和思想的严密操控
   
   新极权主义和邓江时代带有威权主义倾向的统治方式相比,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渴望对舆论和思想进行更加严密的操控。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改变了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使这种操控不可能达到毛泽东时代的水平,但是,新极权主义的信奉者时时刻刻将其当作不可须臾放松的核心工作。威权主义者也强调对舆论的控制,但这种控制主要是消极意义上的,即使用强制性手段压制和消除对自己的公开的反对意见;而新极权主义对舆论的操控则不仅仅是消极意义上的,更是积极意义上的,它不仅仅想干净彻底地清除一切反对的声音,更热衷于制造没有一丝杂音的对党的歌颂赞美之声,所以,它不仅仅是在自己直接操控的主流媒体上制造,而且,到最边缘的网络媒体上去制造。[18]
   
   对威权主义者而言,重要的是压制反对的声音,他对舆论的控制基本遵循外部性原则,他对改造他人的内在思想,提高他人的道德情操没有兴趣。[19]而新极权主义者则自欺地认为自己真的是无私的和神圣的,热衷于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克服他人的私心,纯洁他人的思想,去树立各种“道德模范”。[20]也正是在将权力的触角深深地伸向完全不应该由它管辖的个人的内在精神领域的过程中,新极权主义显示出了它最令人憎恶和鄙视的蛮横性和荒谬性。
   
   假如说,威权主义者希望社会平静和稳定的话,那么,新极权主义的信奉者则热衷于制造各种主题活动,他希望将全社会都吸纳到某种轰轰烈烈的主旋律之中,营造万众一心的广场效应。为此,他必须竭尽全力地清除一切杂音和培植配合主旋律的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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