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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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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狱中札记(3)

二十年的思绪—狱中札记(3)

1989年6月9日到1991年4月

李进进

第四节 坦白从宽 牢底坐穿

    1990年6月20日,全北京市的高墙电网之内开展了一场声势夺人的坦白检举运动。这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唐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何副检察长,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一起来到地处半步桥的K字 楼,出席了坦白检举运动动员大会。我们在监号里收听了实况转播(每个监号都有个喇叭)。会上宣布了北京市高级法院,北京市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 劳动教养委员会等四个单位的联合通告。这些头头们纷纷讲话,阐明了坦白检举运动的意义以及与在押人员的切身关系。他们重点谈到了一个重大问题,即要相信政 府。刘唐枫院长还拍胸脯地说,如果坦白和检举而未兑现从宽的,可以直接写信给他。他们还声明,要严厉打击那些破坏运动的分子。

    领导一动员,干警们便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不停地提人出监号,了解情况,还发下“坦白检举”的表格。他们那个热心劲头给人的感觉是他们要坦白从宽,而不是在 押人员。不过,干警们的确有利益在其中。如果他们从坦白从宽运动中得到一点线索侦破了一两个案子,他们是要立大功的。立功对于他们涨工资和提拔都非常重 要。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坦白从宽的实质是要从在押犯的口里获得一些未破的案子的线索。

    为配合“坦白检举运动”,每个监号张贴了一张《联合通告》。我也帮助抹浆糊贴公告。吃过晚饭,我认真的读了一遍通告:

北京市高级法院

北京市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

通告

    为促使违法犯罪人员真诚悔改,弃旧图新,现决定在全市看守所﹑拘留所﹑收容所进行一次法制教育,发动坦白检举,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和立功受奖的政策,凡主动坦白交代罪行的,均依照法律规定,分别给予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奖励;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活动而立功的,将功折罪。

    一 将功折罪

    1. 凡 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使一起特大案件得到破获,或是使三名以上严重罪犯逮捕归案的,以及有其他特大立功表现的,将功折罪。本人罪行,应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免除处罚;应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或免除处罚;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判处有期徒刑的一半或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 刑;应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可以从轻﹑减轻判处有期徒刑。

    2. •••

    二 坦白从宽

    凡主动坦白交代新罪行,坦白交代的这部分新罪行情节较轻的,免除处罚,罪行较重的,从轻处罚,罪行特别严重应判处死刑的,不判死刑。

    三 抗拒从严

    隐瞒罪行﹑拒不坦白交代被检举揭发的,依法从重处罚。

    四 严肃处理破坏者

    阻扰他人坦白﹑检举的,对检举揭发者打击报复的,以及有其他破坏活动的,从重处罚。

    以上规定,仅适用于1990年6月24日至7月30日。

特此通告

1990年6月20日

    我和囚友夏X读完通告后,两个人会心地笑起来了。夏X是 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其文学功底和记忆力也是绝对非凡。他可以倒背《三字经》,《古文观止》几乎可以全背出来。打桥牌也是高手。我是自叹佛如。不过他因此 太自负,认为自己的杀人计划绝对天衣无缝。但他还是给逮住了,每天带脚铐(凡是有可能判死刑的,都要上脚铐)。我俩笑完后开始议论这个《通告》。我还是只 从法律的角度来谈这个通告。我说,这北京市的高法,检察院,公安局,和劳教委员会有什么权力修改刑法啊?《通告》也是太含糊了,无法落实,什么应判刑,完 全不知道应判多少,你可以说是应判5年,也可以说应判10年。我还说,《通告》为什么只适用有限的时间段内,今天的法律和昨天的法律就不一样了,同一行为就受到不同的处罚了。夏老兄可不管这些,直呼“骗局”,“大骗局”,“共产党一贯的破案手段。”

    结果我两个的谈话被举报了,祸从口出。第二天早上,我们刚吃过窝窝头和粥,牢门突然打开。刘管教出现了。他那一副严肃的脸谱,我们知道有人要有麻烦了。他的眼睛扫了大家,然后指着我和夏X,“你,还有你,收拾东西”。我们知道这是调号。我们乖乖的收拾东西。我们被分到7号。我们的监号编号是按照“几筒”“几号”来编号的。我一直在7筒,但是换过好几个不同的监号。时间比较长的是在“7筒2号”。

    调号在看守所里是一种处罚手段。因为每个号里的人多,条件差。在一个号里呆时间长了,就像是“老红军”,待遇会好些。比如,多吃一点油,睡的宽些,不干活 (我们要天天打扫卫生,倒马桶等等)。新来的人的饭菜被别人克扣,睡觉就得睡到地上,还得倒洗马桶和洗碗,擦地等等。我们调入一个新的号,如同新来的,凡 事从头开始。在号子里的地位得一步一步的提升。

    这次我们两个还没有分开,所以我们还是挺高兴的。他会桥牌,我会点围棋。我正在和他学桥牌。那个时候,我们关押的人是已经被批准逮捕的人,所以,可以有些书,还有扑克牌。我那个时候,北大的孙小宁和李贵连老师都给我送了点书,包括《古文观止》,《列宁选集》(1-4卷), 和一本《新概念英语》等等。我们还可以得到几只圆珠笔芯,可以写点东西。我们俩按照号子里的规矩,新来的坐在门口的地方。第二天,刘管教又来了,又是一副 严肃的面孔,指着我们两个说,“你,还有你,坐到马桶那里去”。他还说,“你们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别在我这儿神气;不服气,就把你们的书全给扔了 ”。为了那几本书,我们老老实实地坐到马桶边上,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虽然受到处罚,心里倒是没有什么委屈。心里想至少他们害怕读书人讲真话。他关上铁门 后,我们相视一笑。反正马桶由我们两个洗,我们洗干净点不就行了。但是,话说回来,这管教对我们这些人的“整肃”通常对我们在号里的待遇有很大的影响。也 就是说,凡被管教整过的人,号里别的人就可以随意欺负他,被欺负了也得不到管教的帮助。好在我们两个的特点是不在号里争什么利益,也不和他们吹牛皮。在号 里打架主要是为了菜里多得点油,多一点窝窝头,再就是吹牛皮要面子,如吃过什么大餐了,穿过什么名牌衣服了,搞过多少女人了等等。如果听牛皮的人不服气, 于是乎就干架。

    不过顺便提一句,那个管教后来对我的态度又好了点。这得感谢方励之先生。1990年6月25日,方励之被同意离开美国驻华大使馆到西方“治病”。那管教当天就叫我出去,问我有什么感想。他大概猜想,我也快自由了吧。

    坦白检举运动到7月30日 到期后,又延长了半个月。那天预审处孙处长又做了一次动员。我做了如下记录:“为了再一次给在押人员一个从宽的机会,我们延长了期限。到目前为止,参与坦 白检举的有上百人,对此我们正积极地查证。由于坦白﹑检举的问题数量大,故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仍有一部分人在观望。原因之一是他们对政府的政策还不相 信,怀疑政策能否兑现。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只是需要一个过程。有些人的问题已经查证了,正在研究。我们马上要开个兑现大会,其宽大的幅度会使你们想像不到。”

    这个兑现大会一直没有召开,其实从一开始它就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在我接触的那些参与坦白交代的人中间没有一个兑现宽大的。有位看守后来对我说:“你认为坦白 ﹑检举了,其实我们早已经掌握线索了。你这不过是交代罪行而已,谈不上什么坦白和检举的”。他进一步解释道,“坦白指的是我们没有掌握的情况。交代指的是 承认我们掌握的情况”。我又一次顿悟了,警察和小偷在为破案争功呢。

    那位孙处长提到的“其宽大的幅度会使你想像不到”的说法,指的是关在我们7筒2号的一位杀人犯,名叫靳友谊。他原来只承认杀了三个人,后来他坦白还杀了两个,一共杀了5个,另加一起强奸案,并检举了一位同案犯。当时管教们传下话来,说他将免死。这话一下子全筒的都知道了,反应很强烈。有的说,我以后也杀一两个存起来,到时再坦白以免死。有的人愤愤不平,说杀了5个人都不死,我只偷了2万元就要送我上西天(当时重大盗窃罪可判死刑,2万 元的盗窃在那时是重大盗窃,可判死刑)。有的人感到遗憾,遗憾自己没有什么可检举和坦白的。有的人表示怀疑靳友谊会免死。我当时判断这个案子一定是个两难 的事情。如果从宽,政府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虽然有商鞅城南令人搬木之效,可是人心不服。不公平吗。如果政府不兑现,仍旧判他死刑,那么他虽死有余辜,可政 府食言。难啊。这个案子实际审判的结果是死刑,立即执行。他的起诉书的案号是“〈1990〉京检分审第309号”。

    “坦白从宽”是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长期使用的攻心手段,后被刑法的教科书总结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一项刑事政策。中国的九十年代初的《刑法学》解释道:“犯罪分子认罪 态度好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及其改造的难易。犯罪以后坦白认罪的,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弱,比较容易改造;犯罪后有抗拒表现的,表 明其人身危险性较大,改造也较难一些。态度不同,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量刑上有所区别,是符合我国刑法目的的。”这就是依据态度而分别量刑的理论根据。

    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前后接触了100多个被羁押的刑事嫌疑人。他们做的坦白交代或检举揭发,不是对自身作恶的忏悔,而是受到减轻刑罚的诱惑。有些人坦白了,但他们的社会危险性和改造的程度并不 比没有坦白的要减弱。另外,公安利用这个政策是为了获取证据和找到破案线索。不论坦白是否会给予从宽,他们都用这个政策攻心,诱惑被告人坦白交代。 所以,在理论上,坦白从宽是中国的政法机关给予那些帮助查清案件的嫌犯的报赏。这个和美国刑事审判前的“认罪协定”(plea bargain)具有同样的性质。但是,美国的“认罪协定”是讨价还价的合同性质,通常是检方和被告先将“价码”谈好,然后被告接受后“坦白”或交代,或认罪,等等。双方都以诚信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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