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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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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九)三十年后论长短

   

   三十年来的实践也是对真理标准讨论本身的检验。检验的结果,证明了下列各点:

   第一,事件发生的必然性。

   第二,在历史上的进步性。

   第三,完成应有历史使命的不彻底性。

   以真理标准讨论为第一次思想解放,后来又有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邓小平鼓吹“不断解放思想”,现在还在宣扬“继续解放思想”。就因为第一次思想解放具有良好的声誉,成为一种资源,一次又一次被人借用。又因为第一次思想解放不彻底,所以才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不断”再加“继续”。

   思想解放是针对思想禁锢、思想僵化。思想禁锢是外在的,强加于人的;思想僵化是内在的,自愿就范的。外在的思想禁锢,长期作用,逐渐内化,才形成思想僵化。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必须破思想禁锢,才能解思想僵化。

   破思想禁锢、解思想僵化的进程是逐步深入的。

   没有“四人帮”的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徘徊了两年。经真理标准讨论,清算“四人帮”所代表的思潮和路线,才走出阴影。清算思潮和路线,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必要的补课。

   林彪覆灭后,批林彪的“极右”,以至“四人帮”比林彪的极左还要“左”。清算“四人帮”,必然引起重新认识林彪问题的性质。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是破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所设置的思想禁锢,追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荒唐史。“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破林彪、“四人帮”的思想禁锢很快就达到了极限,思想解放的锋芒不能不指向毛泽东。探求“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又不能不进一步追溯“文化大革命”的前史。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人一时之间破思想禁锢,解思想僵化,获得思想大解放。有时,一篇文章,一次演讲,一下子改变了人们长久以来的习惯性思维。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体会到当时思想解放的喜悦。

   

   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

   

   冲开了“两个凡是”闸门,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奔流而出:

   第一,最重大的成果是破神化领袖的思想禁锢。(1)

   领袖是人不是神,作为领袖的人是多数不是单数。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应是领袖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忠于领袖。理论务虚会上提出,领袖应由人民认定和权力机关选定,必须废除领袖人物事实上的终身制,同时也要废除指定“接班人”的继承制。

   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应当收场。(2) “文化大革命”中,谁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议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统统是“反革命”,可以抓起来坐牢、杀头。思想解放运动使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成为正确命题,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毋庸置疑,以至官方决议也不得不写上:对于“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3)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思想中的错误不是片言只语,也不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的歪曲、利用。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破除现代迷信的结果,“伟大”的东西产生了负值。所以,思想解放运动体现了“伟大”的正值。但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不彻底,官方的态度和民间的舆论也不一致。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为了“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又制造了新的思想禁锢。为了维护毛泽东思想,创造出一个新概念,叫做“毛泽东晚年错误”,把一切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纳入“毛泽东晚年错误”,而毛泽东思想又是正确无比。(4)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5)毛泽东本人就是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走向“晚年的错误”的,即使“我们”回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又怎么能避免重新走向错误?

   第二,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

   毛泽东晚年所忧虑的,唯恐“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故他的继承人华国锋,极力维护“文化大革命”。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文化大革命”还是被否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专政”,也被抛弃了。

   追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又清算了历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

   第三,破左倾路线的思想禁锢。

   从五十年代以来,只能反右,不许反“左”,实际上是一贯左倾。一般人认为,左倾路线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讨论比较深入,有人认为是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开始的。也有人认为,在反右派之前,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代之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左倾路线就开始了。还有人认为,从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左倾路线就开始了。思想活跃了,总是众说纷纭。不管怎样说,共产党一贯正确的神话破灭了。几十年中不容染指、必须坚持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就是绝对错误的领导。

   共产党的路线左右一切,折腾人民,就因为这个国家缺乏民主和法制。各个方面都发出强烈的呼吁:保障民主,健全法制,反对“党比法大”、党凌驾于法之上。

   第四,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

   在理论上,批判了所谓“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在现实中,经过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的结果,经营了几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牢笼,土崩瓦解。

   一九七八年四月,为尚未摘帽的十多万右派分子摘帽。摘了帽的右派习惯上还叫“摘帽右派”。一九七九年九月,进一步为右派分子改正,连“摘帽右派”的帽子也摘了。五十五万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得以平反。

   一九七九年一月,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据新华社一九八四年年十一月一日报道,农村中原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两千多万人,都摘了帽子,“阶级敌人”没有了。

   一九七九年,又落实了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一九五六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将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带进公私合营企业,统称为私方人员,当作资产阶级分子。按照新的规定,区别出七十万人,占私方人员八十六万人的81%,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余下的十六万人也摘掉了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的帽子。(6)这就是说,一九五六年所消灭的“资产阶级”,81%根本不是资产阶级。

   一九七九年一月开始,对四十五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摘了许多人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的党、政、军、特人员,统统释放。

   第五,破社会主义固定模式的思想禁锢。

   许多人认为,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必须重新认识和探讨。苏联和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理论务虚会上有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要补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课。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是以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为背景,引进苏联经验再加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八路”的土政策。有人认为,改革的方向是退回到新民主主义。也有人认为,如果不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应当重新解释。中国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叫做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因此,有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处于过渡时期,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与新民主主义实质上是一致的。在后来的反自由化运动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被说成是“自由化”而遭到批判。官方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补资本主义的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邓小平的许多说法,都是偷运了自由化的理论而又标榜自己“反自由化最坚决”。

   第六,破计划经济的思想禁锢。

   从真理标准讨论引出生产目的的讨论。生产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完成计划,还是满足人的需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一九七九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计划经济被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这是五十年代以来首次强调市场的地位。

   第七,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禁锢。

   农业合作化、农村公社化以后,一直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还在下禁令:“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理论务虚会上却有人指出,人民公社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后,“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许多社队一年甚至一季就翻身。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省委书记万里理直气壮地回答:“实践检验!”在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个虚假命题,其实质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需要的不是反资本主义,而是反封建主义。

   第八,破“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思想禁锢,以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思想禁锢。

   第九,破蔑视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的思想禁锢。

   教育战线上,推翻“两个估计”,取消推荐工农兵学员,恢复了高考制度。改变蔑视知识分子的舆论,代之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

   第十,破反修防修的思想禁锢。

   五十年代国内的左倾思潮,通过国际反修斗争进一步发展,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得到系统化。在国际反修斗争中系统化的左倾思潮,又返回国内,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准备。所谓“反修防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左倾和极左的旗号。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因而理由正当、动机良好,应予否定。由此而探讨,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延伸?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实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危机,而是在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陷入僵化所发生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克服十九世纪的历史局限性,在新时代的实践中继续前进。

   以上这些,不过是荦荦大端。此外,在各个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意见。这是一个换脑筋、改思想、变风气的时代。有许多现今听起来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说法,在当年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才被人们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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