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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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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海外民运要联合、配合,不要混合、凑合
·是给人看,还是照着干?
·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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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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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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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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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黑龙江日报》述评:《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非补不可》;

   《哈尔滨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要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

   《沈阳日报》评论员文章:《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广到基层和群众中去》;

   《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到基层》;

   《山西日报》社论:《抓好补课,搞活经济》;

   《内蒙古日报》社论:《领导带头,联系实际,搞好补课》;

   《甘肃日报》评论员文章:《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

   《宁夏日报》评论员文章:《搞好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关键在于领导带头》;

   《解放日报》(上海)评论员文章:《补课要向广度和深度再前进一大步》;

   《大众日报》(山东)评论:《领导干部要带头补好这一课》;

   《安徽日报》评论员文章:《务必十分重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新华日报》(江苏)署名文章:《带头补好这一课》;

   《浙江日报》评论员文章:《面向实际,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深入》;

   《河南日报》评论员文章:《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去》;

   《湖北日报》评论员文章:《真理标准讨论要落实到解决实际问题上》;

   《四川日报》社论:《紧密联系实际,深入讨论真理标准》。

   《湖南日报》署名文章:《要实实在在补课》;

   《北京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搞好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10)

   邓小平抛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三个多月,一看情况不妙,又重新回到真理标准讨论。一九七九年七月,他到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转了一圈,发现“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路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孔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因而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形势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至此,真理标准讨论所解决的问题,仅限于:第一,解决了全国范围“大的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全国范围一切方面的问题;第二,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大量问题。邓小平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11)他也赞成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了。为什么不是“继续”而是“补课”?责任就在于他自己。真理标准讨论的中断有理,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也有理;邓小平也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但是,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毕竟是一个重大信息。

   吴江得到一份邓小平讲话的非正式记录。他根据这个记录的内容,加上自己的意见,在胡耀邦主持的中宣部例会上,在中央党校的全体学员中,阐述了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必要性。他还应邀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针对省、部级干部中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状况倡言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这两次报告的要点,题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要解决领导思想问题,补课要落到实处》。《内部参考》发至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吴江的报告扩大了邓小平讲话的影响,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2)

   这一时期,到处请理论工作者做报告,宣讲真理标准问题。北京的一些理论工作者还应邀赴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讲,其中讲得较多的是《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和《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

     思想解放的潮流势不可当

   

   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对立,严重的斗争发生在一九七八年。但就思想解放来说,那时只是浑沌初开。一九七九年以后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已经不具有论战性,但思想解放则天下滔滔。

   湖南和山西两个省的转变是思想解放的典型事例。

   湖南省在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按兵不动。省委的领导人说,一个真理标准讨论,一个农业生产责任制,湖南不急于搞,看一看再说。省委领导人决定的方针是有群众基础的。湖南是毛主席的出生地,是华主席的发祥地。湖南人对这两位主席具有特殊的感情。他们认为,真理标准讨论就是反对毛主席,批评“两个凡是”就是反对华主席。有人说,什么实践检验,就是要检验毛主席,每检验一次,毛主席的威望就降低一次。还有人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凡是”派?我也搞不清。所以,全国热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湖南还在大搞“农业学大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策,不少人认为“反常”。有的基层干部说:“不按毛爷爷的政策办,我就懒得搞了。”消极怠工。

   从一九七九年八月开始,湖南省委急起直追,认真抓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九月一日,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全省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首先就一九七八年湖南没有很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进行自我批评。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他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

   经过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湖南人的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发生了大变化。

   讨论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领袖,他们终于承认受现代迷信的毒害,确实认为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必须句句照办;否则,就是“砍旗子”、“丢刀子”。经过讨论,他们认识到:革命领袖是从群众斗争中产生的,他的学说不是天才头脑的产物,而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既然认识来源于实践,革命领袖的理论同样也是客观实际的反映;革命领袖的认识不可能没有失误,不是“句句是真理”;热爱领袖,不能把领袖当作神,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奉为万古不变的教条。

   山西出了个大寨。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推广大寨经验绝对化。凡是照搬大寨经验的,就是坚持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凡是没有照搬大寨经验的,就是反对毛主席树立的大寨红旗,就是违背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大寨,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一套,人们称之为山西的“土凡是”。一九七八年,即使真理标准讨论已经开展,大寨经验还是不受检验的。

   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中,山西人才扔掉了“土凡是”。

   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委连续召开会议,用真理的实践标准,对十多年来“学大寨”的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在落实自留地政策、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九个问题上纠正了“左”的做法。山西省委也在会议上批评了“学大寨”的紧箍咒。《山西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寨、昔阳的经验不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的文章,指出:大寨、昔阳的经验不仅不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而且这些经验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13)昔阳为了创“大寨县”,推行极左路线,造成一百四十一人非正常死亡和许许多多的冤案,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中都一一平反。(14)

   一九八〇年,解放思想势如破竹。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针对毛泽东发布的金科玉律,进行质疑和批判。如:

   《“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口号不对》,《北京晚报》1980年9月2日。

   《“党领导一切”的提法不科学》,《黑龙江日报》1980年10月29日。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是否科学?》《人民日报》1980年10月30日。

   《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什么?》,《解放日报》1980年11月5日。

   《权力不能过分集中》,《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4日。

   《书记不等于班长》,《广西日报》1980年11月17日。

   《“外行领导内行”的提法是有害的》,《北京日报》1980年12月5日。

   此外还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应该摒弃》,《“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法是错误的》,《“反潮流”的口号是错误的》,《“全民大办”是反科学的口号》等等。

   

   推翻了“两个凡是”以后的矛盾

   

   “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的矛盾已经解决,补课中发生的争论,主要不再是在“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之间,而是在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之间。如何以实践标准检验历史和现实中的是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改革?这是更为深刻的矛盾。

   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又分为三派:一派,主张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云。他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样板,“鸟笼经济”是规范。教育部长蒋南翔则大力推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经验,要求“在‘十七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一派被人叫做“十七年”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历史的倒车。“在十七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是还会前进到“文化大革命”吗?

   另一派是“向前看”派,区别于“十七年”派的向后看,主张对待过去“宜粗不宜细”,急于告别过去,走向未来。他们认为改革开放是为了走向现代化,但坚持用共产党传统的压制人民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开放。这是改革中的专政派,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

   还有一派认为不但改革开放的目标是现代化,改革开放的进行也必须采取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实行民主化。这就是改革中的民主派。这一派的主要力量是在中下层,上层只有一个不充分、不坚定的代表——胡耀邦。

   一九七九年十月,《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第四期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题为《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光明日报》十月二十日在头版予以转载。文章中指出:

   “在教育问题上,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认为,过去都是照着本本和文件做的,有语录为凭,因而都是正确的。

   “还有些人认为,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那一段不正确,只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就万事大吉了。‘同十七年对着干’,否定一切,这是恶劣的形而上学。有人在反对否定一切的同时又走向肯定一切,还是没有摆脱形而上学。他们把十七年当作理想境界,文化大革命前的说法就是经典定义。这是变相的语录标准。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出路吗?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不是毫无联系的。左倾思潮由来已久,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泛滥成灾。

   “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战线发难,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上‘左’的东西就不少。要弄清三十年教育问题上的是非,必须坚持实践标准;要坚持实践标准,必须分析全部实践经验,不能拘守一时一地一校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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