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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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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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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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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七)波澜起伏三阶段——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决战决胜

   体现历史转折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而作为前奏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却开了三十六天。因为主要的议题和严重的争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体解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顺利地完成程序性的结论。所以话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应当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出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原定会期二十天,结果延长至三十六天。本来十二月十三日已经闭幕,还有话要说,又讨论了两天,十二月十五日才结束。会议的成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应到二百十八人,实到二百十二人。大会只开了三次,大部分时间是进行小组讨论,各组以简报互相交流。胡耀邦说:“会议的发言简报估计有一百五十多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1)在当时,一边开会一边看完两部《红楼梦》或三部《三国演义》,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会议留下了一笔值得研究的重要的历史资料,但至今没有充分利用。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会议的议题是三项:一,讨论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当时邓小平正出国访问,华国锋转述了邓小平的建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看来,会议主持者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的意图是要大家讨论经济安排、建设问题,当时人们极为关注的思想路线、政治议题以及“文化大革命”所制造的严重的冤假错案,均不在视野之内。

   会议按地区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组进行讨论,讨论一开始就出轨。十一月十二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题目是《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他不谈经济和建设,却大谈“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提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案,陶铸、王鹤寿案、天安门事件、康生问题等迫切需要解决的六点意见。十一月十三日,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也提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南方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他特别要大家注意康生问题,认为“四人帮”应改称“五人帮”,而且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点名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帽子的就有六百多人。他还揭露了汪东兴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的内幕。胡耀邦以组织部长的身份,提供了许多翔实的材料。陈云的发言较短,全文刊登简报;胡耀邦的发言很长,简报有所删节。(2)

   陈云和胡耀邦的发言引起其他各组热烈响应,认为在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之前,必须首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到是非、功过、赏罚分明,否则,不可能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问题越提越多。什么“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都要求重新评价;还有地方上的问题,如湖北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内蒙的“内人党”等等,也要求解决。讨论中,点名批评了死人康生、谢富治和活人李鑫、汪东兴。上一次,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粉碎“四人帮”后应当解决两件大事: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会议简报组要求“压缩”,遭陈云拒绝,没有刊登。时过一年多,经真理标准的讨论,党内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一个陈云的发言,且重复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后果却大不相同。  共产党内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源于民间舆论的上升。当时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以及民主墙前举行的民主讨论会,吸引了全国和全世界的注意。陈云等人所提出的问题,早就出现在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上。所以他们的发言总是说:“现在北京市有人提出来了”,“广大群众都在议论”云云。而且中央工作会议和西单民主墙也发生了互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内参”,及时报道西单民主墙的动向。邓小平预定十一月二十七日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诺瓦克(Jim Novak)。事前,诺瓦克在西单民主墙前征求大家的意见:你们有什么问题要我带给邓小平?事后,他又来到西单民主墙下传达邓小平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充分利用民心,正在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势。

   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的讨论打乱了原定的部署。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重要领导人案件重新审查的决定,包括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二月逆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纠正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撤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等等。另外,还决定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劣迹斑斑的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材料交中央组织部审理。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实事求是地处理。华国锋总共讲了十多个问题,这些都是原定的议程中所没有的,而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均属不应该提出、不应该讨论的问题。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以及言论的大胆、批评的尖锐,充分显示了真理的实践标准所显示的威力。例如,军队的大老粗陈再道上将在华东组发言,虽然对理论问题似懂非懂却也说得振振有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如果说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3)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使用了两手,一手是平反冤假错案,一手是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两手达到完美的结合。

   华国锋的讲话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都有所交待。这些问题,原本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毛主席的决策”。通过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两个凡是”的制定者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在事实上推翻了“两个凡是”。但还有刘少奇问题,未曾触及。

   华国锋和邓小平都是急于“向前看”,不希望“向后看”。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强烈的“向后看”的倾向,他们也无可奈何。但后来邓小平准备大会发言时,在他亲自写下的提纲中列出一条:“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力图扭转。

   第一次交锋也是最后一次交锋

   历史遗留问题的结论已经有了,制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两条思想路线方面的争论就成为不可避免。正当会议将转入华国锋宣布的议程时,“凡是”派翰林院(毛著编办)中的几位“翰林”,一齐上阵,挑起争论,大谈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不同看法。本来在讨论历史遗留问题时,他们是一直沉默的。

   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争论的双方,一方是限制打压,一方是隔空喊话,思想上从未正面接触。直到中央工作会议,才发生第一次交锋。谁知“两个凡是”一触即溃,交锋的第一次就成了最后一次。

     十一月二十七日,毛著编办的又一位副主任胡绳在东北组突然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他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演讲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他又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4)胡绳反对“八股老调”是针对周扬七月份在真理标准讨论会上的讲话。他反对报刊上发表“旁敲侧击”的文章,一是针对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来一个思想大解放》,一是针对李洪林为《中国青年》复刊号所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其中第一次出现“现代迷信”的提法。  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冷西发言,责备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歪曲了他的意思。与会者要求他自己讲讲,在电话上究竟说了什么。经过准备,他在十二月三日介绍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四点意见。与会者认为,根据吴冷西的四点意见,更加证明胡绩伟的记录是可信的。他的记录可能不是原话,但完全符合吴冷西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  同一天,熊复也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他说:“在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强调真理的实践标准本来就是要打破对毛主席不能议论、不能批评的思想僵化的局面,“后果”大家都看到了,争论在于是“好”还是“不好”?他认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理论问题,是可以从容讨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如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容不得有不同意见,那就无法正确解决理论问题。”他的意思是,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容不得不同意见。完全不符合事实。先是主张“两个凡是”的人们压制不同意见;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展开讨论后,具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又不来发表。熊复又说:“《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是太迟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国外引起的对于我国局势的猜测,《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5)他的意思是,反对“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要对国外猜测的“非毛化”负责。

   李鑫和张平化也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简短发言,主要是对自己应负的责任进行一些辩解。

   与会者对这几个人的发言很不满意,群起而攻之。胡绳发言的次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西南组立即作出反应。他说:“现在外国人猜测我们党内有分歧,有争论。其中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前一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而《红旗》没有登。《红旗》是我们党中央唯一的理论刊物,过去许多重要文章都登,这次不登,一下子把分歧公开出来了。中央宣传部也闭口不说话。下面问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无可奉告。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需要解决。因为它不仅是个理论常识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要搞现代化建设,要解放思想,要解决问题,你究竟是根据多年来实践检验的结果呢,还是先查一查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说过、批示过?没有说过的就不能干?批示了的就不能改?”(6)赵紫阳是一位引人注目的省委书记,他的意见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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