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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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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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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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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六)波澜起伏三阶段——第一阶段

   

   真理标准讨论,以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为起始的标志,一九八〇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宣告反自由化为终结的标志,中经两年半,可区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到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夕;真理标准讨论突飞猛进。

   第二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一九七九年四月初的理论务虚会结束;真理标准讨论戛然中止。

   第三阶段,从一九七九年五月提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到一九八〇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重提反自由化;真理标准讨论被迫告终。

   

   第一阶段:论战站队

   

   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分歧,本是思想理论方面的论战,因为论战的一方运用权力进行压制,于是演变成权力较量,表现为政治站队。

   反对“两个凡是”、宣扬真理标准的冲锋号是从理论界和新闻界的阵地上吹响的。理论界提供思想资源,新闻界扩大舆论影响,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两大生力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发表,仅仅是开局,而后再接再厉,大讨论走向高潮。

     

   座谈讨论全面开花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十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应邀参加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的理论工作者,以及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工作者,还有石油部、冶金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外交部的实际工作者,共六十多人。发言者认为,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强调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反对语录标准、权力标准。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石油部等部门的干部还用事实证明,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对实际工作造成极大的危害。

   这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尚未发表,与汪东兴的气势汹汹的讲话只相隔四天,特别是汪的讲话点名批评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是蓄意开顶风船。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又进一步召开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邀请二十九个省(区)、市和解放军的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共一百六十多人参加,开会的地点是在北京市东城区党校。  邓力群在开幕式的全体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他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引起一些议论。在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时,我认为这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并没有觉得,发表了什么谁也没有讲过的新意见。听到不同意见以后,我才觉得,这篇文章的确起了好作用。理论界、学术界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还在继续深入。它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会有很好的影响。”  邓力群特别针对打棍子的人讲了一番话。他说:“其实,喜欢打棍子的人,往往不是因为他怎么高明,而是因为他有些空虚,无非是不能以理服人,只好用帽子、棍子压人。这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调查研究的表现。对这种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根据调查研究的做法,我看用不着怕。”  邓力群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赞扬。此前,“文化大革命”中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邓力群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与写材料揭发邓小平的没有骨气的文人胡乔木不同,他是顽强抵制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时期,他也与胡乔木不同,是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后来他与胡乔木走到一起去了。变成反改革的保守分子的邓力群,也爱打棍子,那就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有些空虚”了。  讨论会的大部分时间是小组讨论,与会者有充分的时间畅所欲言,互相交流。  在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顾问周扬又作了长篇讲话。

   他首先说明,我们邀请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来参加讨论会,他们不来,这就成了没有对手的辩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发表后,吴冷西对胡绩伟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说:“你可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1)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没有发表过一篇像样的文章。他们暗中的活动频繁,却从来不在公开场合申述意见。他们只会使用权势的语言,不是讨论、对话,而是打压、恫吓。因而,所有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都成了争论的一方隔空喊话。有些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两个凡是”的干部,不懂理论,没有招架的能力,虽然思想上顽固,也不参加讨论。  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周扬比别人看得深刻、讲得清楚。他说:“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是不是正确?周扬说:“这个事关重大,必须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也就实在太马虎了。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搞清楚是不行的。”周扬指出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实质,是林彪、“四人帮”的阴魂不散。他有一段名言:“它(阴魂)不仅附着在‘四人帮’的帮派人物身上,也还附在我们某些同志身上。我们需要同林彪、‘四人帮’的阴魂不散作斗争。现在我们开这个会就是做驱散林彪、‘四人帮’阴魂的工作。”

   周扬最早讲出“科学无禁区”的警句,这一次又详加阐述。他说:“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承认某些客观事物的领域是科学所不能接触、不能探索的,那就是否定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他特别强调,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头等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不应当设置禁区的”。(2)

   周扬的这些名言傥论大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

   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有北京地区的一千多人参加。  这次讨论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会议的参加者回到各地、各部门后,或是在相关的会议上传达,或是向领导机构汇报,影响和推动一些领导人而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表态。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中国的理论界异常活跃。各地和各界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据二十三个省(区)、市的报道就达六十八次。(3)还有未见报道的讨论会和各种各样的报告会,那就无从统计了。

   历来,思想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发动,按照权力中心的指令,进行批判斗争,也可以说是权力压制真理。唯有这一次真理标准讨论,是自下而上兴起,瞄准当权者的“两个凡是”,也可以说是真理包围权力。

   

   文武“诸侯”纷纷表态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吴冷西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4)真理标准问题本身是理论问题,在一定条件下,理论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但是与某些人“不应该讨论”的愿望相反,讨论的规模越来越扩大,情绪越来越热烈。绝大部分省(区)、市党组织和解放军各单位违拗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不表态”、“不介入”的方针,踊跃表态,积极介入真理标准讨论。

   一九七八年七月下旬,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个表态。省委将真理标准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在第一书记杨易辰主持下进行了讨论,并以此辨别本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

   八月份,有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表态。九月份,福建、广东、浙江、江西四个省委表态。十月份,河北、青海、内蒙古、宁夏、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西、贵州十个省(区)、市委表态。至十二月,全国除了台湾的二十九个省(区)、市中的二十七个都表了态。

   各地省(区)、市委是在实际工作中深感实践标准的重要,才站出来的。汪东兴曾责问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你们怎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布置?铁瑛回答:我们是从实际情况中感觉到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人布置。(5)所以,把真理标准讨论说成是某人“组织”的、某人“领导”的,完全不符合事实,这正是汪东兴的思维方式。

   黑龙江省委的表态尤为典型。他们在讨论工作时提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委称“原省委”。造反起家的人则大不以为然:“什么‘原省委’,黑省委!”并斥之为“翻案”、“复辟”。“黑省委”的定性以及对“黑省委”进行夺权,都有“最高指示”为凭。因为省委是“黑”的,在省委领导下干的一切都是“黑”的。黑龙江的干部和群众虽然心怀不满,但不敢公开表示,怕被人戴上五顶帽子,诸如:“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否定解放军支左”、“否定新生事物”。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推翻了“黑省委”的定性,抵挡了五顶帽子,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最高指示”。他们不是等待上面表态,而是自己解放自己。这种勇气就是来自对实践标准的坚持。 全国二十九个省(区)、市中,只有安徽和北京没有表态,没有表态的原因大不相同。安徽省委的负责人是万里。万里非但拥护真理标准讨论,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按照实践标准,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所以他本人和别人都认为,安徽省委实际上已经用行动表了态。北京市委的负责人是吴德。他贯彻了华国锋的“不表态”、“不卷入”的方针。北京市委改组以后,取代吴德的林乎加还是不表态。林在天津的时候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就不积极。他虽不属于“凡是”派,但屈服于“凡是”派。(6)所以,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许多重大问题长期不得解决。  张平化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但许多省(区)、市委的宣传部采取自主行动,召开会议,以真理标准为中心,讨论了党的思想路线。   各省(区)、市委的表态,又影响了军队。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月,解放军十个大军区、五个兵种、三个军委直属单位,或是以会议讨论的形式,或是以负责人发表谈话的形式,投入真理标准讨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号召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深深地介入地方事务,将“派性”带到军队,又引起军队内部的严重矛盾。所以军队也迫切需要运用实践标准来清理旧案、澄清是非。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各路文武“诸侯”大部表态,在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对立中,选择了实践标准。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总是中央发文件,各地各部门表示热烈拥护。这一次是各地各部门按照自己的独立判断表态,突破了共产党的常规。“拿红头文件来!”这是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保守分子的叫喊。由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在真理面前权力机构发生了分化。它的后果是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这种表态也是政治上的站队。“凡是”派的政治资源逐渐消蚀,大势已去,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优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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