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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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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四)何人争抢发明权?

   本来,理论家们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常识性的文章。它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是由于当时人们心往一处想,实践标准的宣扬满足了现实的需要。同时,也因为有人反对,反对的调子越高越引人注意。一篇文章触发一场大讨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像现在的中国社会,能够引起轰动的是股票,不是文章。一大批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顶住了高压,在论战中取胜,有人就来争抢发明权了。此事喧嚣一时,成了公案一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是谁?

   《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本报举行优秀理论文章作者授奖大会”的消息中公布:“特别奖(一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者胡福明”。从此胡福明本人也堂而皇之以“作者”自居。在这以前,胡福明的名字并不为人所注意。一九七八年七月,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胡福明参加了。那时他尚未享有“作者”的尊荣。每天晚上孜孜矻矻准备发言,大会发言没有轮到他,小组发言也没有讲出什么名堂来。一九七九年,江苏省出席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名单并没有列入胡福明。《光明日报》何以前后说法不同?时势异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见于五月十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六十期,注明“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光明日报供稿”是何来历?一九七八年四月初,《光明日报》理论部将于四月十一日见报的哲学专刊大样,交新上任的总编辑杨西光审阅。其中有一篇来稿,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加“一切”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其实,这是画蛇添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全称判断,当然包括所有真理、全部真理、一切真理。)。杨西光当即表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重大题材,这篇文章应当从哲学专刊移到第一版。但文章的内容需要好好修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组织党史讨论时,杨西光是高级班的学员。他对于“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印象深刻,故慧眼独到,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实质。他不但主持文章的修改,还周密地安排文章发表的程序,后来又在重要的会议上多次发言,系统反驳“凡是”派的攻击。杨西光是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重大贡献的不可遗忘的人物。

   杨西光将《光明日报》四月二十四日改定的第八稿,交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并亲自出马,拜访吴江、孙长江,商谈修改、发表事宜。杨西光已经不在了,他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作出说明。吴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杨送来这篇稿件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报社内部意见不一,有人反对发表这篇文章;二是,杨西光得悉我们正在写同样主题的文章,他就把文章送来,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吴江所说的“我们正在写同样主题的文章”,即孙长江执笔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吴江就将《光明日报》稿交孙长江一并处理,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他特别嘱咐“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1)四月二十七日,孙长江交出完稿。他提供了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对稿。(2)由于孙长江是将《光明日报》小样中的有用部分剪贴到他的稿纸上的,所以,哪些是吸收《光明日报》稿的文字,哪些是孙长江撰写的文字,哪些又是吴江修改的文字,一清二楚。

    从文字上来考察,电脑统计的结果如下: 完稿全文5821字。吸收《光明日报》修改稿的文字2629,占完稿全文的45%.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吸收了什么。在吸收的文字中,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和对语录的解释占了1101字,举例(门德列捷夫周期表,哥白尼学说等)占了654字,两项相加,共1755字,又占了吸收《光明日报》修改稿2629字的66.7%.这些材料本是举手可得,并非一定要取之于该稿。除了语录和举例,属于《光明日报》修改稿中的创作文字,吸收了974字,只占完稿的16.7%.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孙长江所作的如下重大改动:  第一,将题目从《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为定论,这里所着重强调的是“唯一标准”。“凡是”派并不直接反对真理的实践标准,而是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真理的标准”,即语录标准。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短评已经指出“标准只有一个”,排除了语录标准。《光明日报》稿的题目不能排除“语录也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就从论战中已经占领的阵地倒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比“标准只有一个”更加规范化、命题化。  第二,拟定四个小标题,明确全文的主要论点。  第三,“凡是”派攻击文章的结尾“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这一段重要的画龙点睛之笔,是《光明日报》修改稿所没有而出自孙长江之手。

   吴江的改动,主要是文字上的修饰,大问题可能他已与孙长江商量过了。

   文章的题目、论点、框架都是孙长江(和吴江)确定的。按照吴江的意见“尽量吸收”的,主要是《光明日报》稿中有关语录和举例的文字。孙长江本人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即使没有《光明日报》的文章,他也必将继续修改,独立地完成定稿。

   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发表,是两条流水线的汇合,一条是《光明日报》流水线,一条是中央党校流水线。

   《光明日报》流水线的第一道工序是一九七七年九月胡福明的投稿。第二道工序是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主持的修改,历时半年多,改至第五稿。第三道工序是重大转折,由杨西光主持修改,与中央党校沟通,部署发表程序。

   中央党校流水线始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讨论党史上的路线斗争,胡耀邦提出以实践作为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吴江在提供的讨论文件中确定“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第二道工序是吴江和孙长江商量后,由孙长江为《理论动态》撰写一篇文章,澄清学员中的模糊认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写成后,吴江认为不够成熟,需要修改。

   中央党校的第三道工序,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光明日报》的第四道工序,修改《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汇合了。孙长江将两个稿子捏成了一个。这个工序还包括《理论动态》组的讨论,吴江的修改。中央党校流水线的第四道工序,也就是《光明日报》流水线的第五道工序,是胡耀邦的审阅、定稿。中央党校流水线的第五道、即最后一道工序是五月十日由《理论动态》刊载。《光明日报》流水线的第六道工序、即最后一道工序是五月十一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载《理论动态》的文章。

   这两条流水线的汇合,相得益彰。文章的最后完稿,有赖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特别是执笔者孙长江。但中央党校的原意只是澄清学员中的模糊认识,文章的发表成为社会上大讨论的引信,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特别是总编辑杨西光策划的。在这两条流水线上作出贡献的,有一大批人,轮不到胡福明来抢头功。

   当时的事实和事后的描绘

   胡福明在一九九六年发表文章说:“这篇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自己选定的题目,自己形成的主题,自己提出的观点,自己寻找的材料,自己拟定的提纲,自己撰写的文章。”(3)这就摆出争抢发明权的架势来了。

   胡福明没有说明,他“自己选定的题目”是什么?同样为他争抢发明权的王强华,不小心透露了真相。原来他的最初的题目是《什么是生产力?》,(4)本是胡福明一九七七年七月在南京的一次讨论会上反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发言。参加此次讨论会的《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编辑王强华向他约稿,才有后续的故事。(5)  胡福明叙述的过程是这样的:“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到八月,写成了七八千字的文章,并于同年九月及时寄给《光明日报》”。他特别强调:“时间,是个严肃的问题,……国际上评诺贝尔奖,也要审查某项发现或发明的时间,何时何人首先取得某项发现或发明。把时间搞错了,把时间抹掉了,历史就弄不清了,不应模糊‘时间’。”(6)意思是,他最早提出真理标准问题,还以为这是一项类同于评诺贝尔奖的“发现或发明”。仅仅就“时间”而言,胡福明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交出的稿子是“鲜为人知的故事”。差不多同时,北京大学的教师运用真理的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标本,反对“凡是”派控制的中共北京市委,却是广为人知的故事。这本身就是实践问题,不是理论问题,不是字面上的“发现或发明”。也是同时,吴江在中央党校讲哲学课,提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7)作为哲学课的内容,真理标准问题还在八百学员中进行了讨论。后来又以实践标准检验路线斗争的是非为内容,进行了党史课的讨论。如果说这些仅限于局部范围,那么,吴江的言论公开发表,(8)就有全国性影响了。所以,即使审查胡福明的“发现或发明”的时间,也得不了诺贝尔奖了。

   文章寄到《光明日报》后,在理论部主任马沛文的主持下,讨论、修改数易其稿,送到总编辑杨西光那里,还说不行。四月十三日,趁胡福明到北京的机会,杨西光找来胡福明,召集理论部的马沛文、王强华,也请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参加,讨论文章的修改。杨西光讲了许多重要意见,特别提到“两个凡是”。王强华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两个凡是’,就记下来了,后来想想,其实这个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会。”(9)

   看看胡福明怎么说:“我于一九七七年夏天写作实践标准的文章,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我于一九七七年六月间抓住了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两个凡是’;第二,我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批判‘两个凡是’;第三,我以马克思恩格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证实、修改自己的某些观点作典范,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以此批判、否定‘两个凡是’;…… ”(10)从“我”出发的特点,共有六点,不必一一引述了。另一个地方,他的说法在时间上更为提前:“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我觉得是语录标准,还是实践标准,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决心写一篇文章,破一破‘两个凡是’。”(11)这就不是“一九七七年六月间”,而是一九七七年二月间了。但胡福明事后归纳的“特点”,在他的初稿中和当时的言论中是找不到的。王强华第一次听到“两个凡是”不是来自与他打交道已有八九个月的胡福明,而是刚认识不久的杨西光。他还说:“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当时都不清楚,所以在胡福明的原稿和我们历次的修改稿中都没有涉及。”(12)胡福明自称的文章的“特点”,连编辑都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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