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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缺失始于何时--与嵇伟女士商榷

   拜读《有毒的是食品还是人心?》一文,对其基本论点深表赞同,但有两点似值得商榷,即道德缺失始于何时,改善社会的舆论环境和公民的道德意识之可行性如何。

   作者认为,“尽管在1949年共产党统治中国后,共产主义唯物主义成为国民的信仰,但仁义道德、重君子、轻小人、重义轻利的传统仍然是中国老百姓普遍遵循的做人规范。”这段话与事实不符。

   中共建政后,固然对国民进行洗脑,但共产主义毕竟是“舶来品”,何况其否认私有制,根本违反人性,故始终未能获得大多数人的信服。最突出的例子是农民,对于土改后分得的土地被“共产”一直是极为抗拒的。所以,自1955年合作化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即比单干时大为下降。至1958年公社化后,等于吃大锅饭,社员更提不起劲来。而1961年之后,刘少奇等为解决大饥荒的危机,实行“三自一包”,其中自留地与包产到户完全合乎农民的口味,农业生产恢复很快。可见“共产”不得人心之一斑。即使在几千万党员中,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也只是少数。

   至于唯物主义,同样不见得压倒唯心主义,求神拜佛是“中国老百姓普遍”现象。香港黄大仙香火鼎盛,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陆中国民众的固有心态。

   与此同时,“仁义道德”在毛时代一开始即遭到批判,不久即荡然无存。

   新政权不施“仁政”,实行暴政。这是毛在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公开宣示的。50年代初,土改杀地主、镇反杀“反革命”都是大张旗鼓地进行。尤其后者还有预先设定的比例--不低于总人口千分之一。

   后来毛亲口说“镇反”杀了70万人,关(押)了140万,管(制)了140万。按当时全国4亿5千万人口计算,被处死者占千分之一点五五五五。而这些所谓“反革命”,主要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农村的保长及帮会头目。前者是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称不予追究的。当局说话不算数,不讲诚信,开了个很坏的先例。

   此后搞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肃反,一次又一次地对中国的传统道德进行清算。尤其1957年反右派,毛整肃一切敢说真话的党内外人士。于是假话大行其道,颠倒黑白、污蔑陷害、残酷斗争、迷信盲从蔚成风气。

   关于后者,毛的好学生柯庆施有两句话,深得其欢心:“服从毛主席要达到盲从程度,相信毛主席要达到迷信程度”。上行下效,神州大地再无独立思考的可能。民众或被迫或甘愿沦为奴才。所有传统道德悉遭批判。文革对人心之败坏更达登峰造极。

   讲到“重君子、轻小人”,毛时代根本不再时兴。对于“君子”和“小人”,“新中国”早有不同的诠释。“谦谦君子”属贬义,“敢于斗争”、粗鲁无礼叫做“造反派的脾气”。卖友告密、六亲不认是靠拢组织、立场坚定的表现。而在以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那都是“小人”之所为,受人齿冷的。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都成了美德和时尚。

   还有“重义轻利”,也早就不提了。基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匮乏的现实,既无自由贸易,更无自由竞争,只有“国营”、“国有”,实质由党国垄断一切,无论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全都受雇于国家或集体,盈利与否与其个人利益毫不相干。“义”与“利”之间完全脱节,又何来二者的矛盾?

   总之,道德缺失并非源自改革开放,而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必然结果。以“无法无天”自诩的毛,从来鄙视我们民族崇尚的“仁义道德”,他强令辖下数亿子民“改造世界观”,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要求,实行“两个决裂”。其中“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便意味着不讲道德。毛的流毒根深蒂固,直接造成全民心灵中毒,进而导致十余年来多种国产食品带毒。

   为杜绝有毒食品,该文主张双管齐下。而正本清源,必须对人心进行消毒,作者认为“改善社会的舆论环境和公民的道德意识”,比起“严格执法和健全监督体制”“或许更为可行,也更为根本。”因为后者“可能牵涉到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话题,中国近期不太可能在这方面有大的起色。”

   笔者同意人心的改变“更为根本”的说法,但若讲到与“改善社会的舆论环境和公民的道德意识”相比,则其可行性未必更高。

   这里面,舆论环境牵涉言论自由、新闻采访自由,最近连港澳记者都受到新的限制,遑论国内?中国官员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议中,悍然拒绝西方民主国家代表提出的放宽新闻采访自由的建议,可见作者好心的主张“行不得也哥哥”。

   “公民的道德意识”之改善,尤非一朝一夕可期。事实上那属于道德重整,没有几代人的努力,难望清除中共建政60年来对人心的荼毒。积重难返,拨乱反正,谈何容易?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犬儒主义的盛行,对改变现时中国的种种弊端妨碍极大。三聚氰胺事件后,笔者亲身接触了一些知识分子,有国内的退休高工,居美的退休研究员。他们异口同声称颂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虽也承认贪污腐败严重,但对有毒食品毫无愤慨表示。换句话说,大陆社会种种阴暗面已使之麻木,于改革不良风气即使未必是“心死”,也庶几近之。

   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这样的精神状态,能使人对改变国内现状乐观吗?会如作者所言“中国近期。。可能在这方面有大的起色”吗?

   尽管如此,作者毕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引起热心者高度重视与关注。爱因斯坦尝云:在科学方面,提出一个问题有时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大意)从这个意义上,该文确有振聋发聩之效,应予称道。

   (09-2-20)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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