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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觉文集
·毛曾高举民族“民主主义大旗?”---评刘有权《反右五十周年祭》
《筆底風雲---二戰名記者朱啟平傳》
·目录+引言
·一 杏花春雨
·二 古城號角
·三 以筆報國
·四 關山萬里
·五 前進總部
·六 塞班之行
·七 天昏海暗
·八 “鷹揚大海”
·九 《落日》光華
·十 花旗歲月
·十一 天翻地覆
·十二 韓戰烽煙
·十三 麗日寒流
·十四 “引蛇出洞”
·十五 完達山麓
·十六 塞上陽春
·十七 神州噩夢
·十八 重返香江
·十九 魂繫故園
·尾 聲
·《药王传奇》
·诗集:歐遊有感 等
·《西域恩仇記》
·《飛將軍之戀》
《六十餘年家國------我的右派心路歷程》
·前言
·卷一 ‘天堂’ 篇
·地府篇(1)
·地府篇(2)
·地府篇(3)
·地府篇(4)
·地府篇(5)
·地府篇(6)
·地府篇(7)
·地府篇(8)
·地府篇(9)
·地府篇(10)
·地府篇(11)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一)地利天時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二)八代懸壺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三 )下渡歲月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四)大學時光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五)疾風勁草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六)移斗轉星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七)勇往直前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八)傳薪後輩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九)雛鳳新聲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十)大洋彼岸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十一)光華處處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十二)再創新猷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十三)縱論人生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附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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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岂曾真抗日---纪念七七事变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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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何幸有金、梁

   金、梁者,妙笔生花蜚声国际的金庸、梁羽生也。40多年前梁以“佟硕之”(取“同说之”的谐音)为笔名,撰《金庸梁羽生合论》。笔者不揣浅陋,试作金、梁合议以附骥尾,重在探讨被某些人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何以诞生此二位史无前例的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
   
   概而言之,此乃天时地利人和诸种因素荟萃于外,金、梁本身素质包括学养与勤勉积淀于内,二者相辅相成结出之文化结晶。
   
   

   天时,主要指国际政治大气候平和。
   
   
   如所周知,梁羽生的首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于1954年1月17日在香港《新晚报》连载,次年金庸“以《书剑恩仇录》接他《龙虎》的班”(金庸《痛悼梁羽生兄》,见《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19页)。那是韩战刚结束不久,至1983年梁第35部武侠小说《武当一剑》杀青后封笔。而金庸第15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完成于1972年,但自1970年起即以10年时间修改旧作,1980年全部完工。大体上金梁的武侠创作所跨年期相若,算是太平盛世。
   
   
   地利,是其时香港作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内部社会秩序较稳定宽松,比台湾和大陆都更适于文人生存与发展。前者有所谓“戒严时期”,后者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尤以文革登峰造极。即使80年代改革开放,大陆也曾进行“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武侠小说或被明文取缔,或遭批判打压。反之,香港不仅报刊连载金、梁等新派武侠小说,电影、电视、漫画、连环画亦相继改编,经久不衰。此无异于使两位长于撰写“成年人的童话”的大方家如虎添翼。引号内是1979年华罗庚在英国初唔梁羽生时对武侠小说的评语。
   
   
   人和,包括上司、同事等的支持鼓励,以及读者/粉丝的认受性。金、梁武侠小说源自《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的催生。而他们三位所属的《大公报》更堪称杰出人才荟萃的宝库。
   
   
   周恩来尝云:《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人才。这在中国现代报业史上是众所公认的。值得注意的是,该报两位饮誉国际的名记者萧乾和杨刚,同时也主持过文艺副刊,并在文学史上产生很大影响。
   
   
   罗孚继承了这两位前辈的衣钵,善于抓住机遇,约请梁羽生和金庸撰写武侠小说,真是慧眼识英才,如同伯乐一般为金、梁的崛起开辟道路。如果当日没有罗孚心血来潮的一念,会诞生金、梁吗?倘照外国谚语的说法:“是金子总会闪光。”新派武侠小说大师仍有可能一鸣惊人,但相信时间将会延后若干年吧。
   
   
   可以想见,如果当初金、梁崭露头角之际只有孤身一人,那就会像受伤之前的刘翔,在百米栏赛事中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成绩难免受到影响。正因为两人并驾齐驱你追我赶,创作激情与灵感自然由此大增。再加上一位“亦狂亦侠”的文友兼同事陈凡,继两人的武侠小说处女作《龙虎》和《书剑》之后,以“百剑堂主”为笔名,“接写一部武侠小说,我们三人更续写《三剑楼随笔》,在《大公报》发表”。 (金庸《痛悼梁羽生兄》)也就倍添精彩了。
   
   
   除此之外,读者的认可与捧场也不容忽视。金、梁出道的50年代中叶,香港报纸副刊的读者是什么人呢?就教育程度而言,应是小学毕业以上。其中国文化根底远胜于现在的中三学生。盖因“那是国内龙战玄黄,人才蓬转。。。曾经执教官立大学的现在到了私立小学职位也岌岌可危。。。(故)经常有些‘超值’老师,造福‘众生’,。。。”( 见《香港的人和事》,罗孚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98页)由于“超值”教师的存在,中小学毕业生的中文程度相应提升,无形中使本港市民的阅读与欣赏能力“水涨船高”,这对于艺苑中“乔木”与“好花”的生成,其作用如同鲁迅比喻的“泥土”的形成,而不再是只有“灰尘”了。
   
   
   不过,以上种种,只是金、梁崛起的客观因素。比较起来,其出身经历陶冶而成的学养性格等主观因素更起决定性的作用。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2月6日出生,乃浙江海宁望族子弟。查家于明代即属名门,类乎《红楼梦》所云“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先辈多人饱读诗书而获功名,或精研学问长于著述。 金庸本人40年代曾肄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后转上海东吴法学院修读国际法课程。前者原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但改名后招生面向社会,不一定非得国民党员才能进去。该校设政治、经济、外交和新闻系,别无其他文理科。几个系主任都大有名气,属于全国顶尖级人文学科高等学府。
   
   
   相比之下,梁羽生的家世虽然远不如金庸显赫,但家学渊源之深厚则彼此相近。梁本名陈文统,1924年4月5日生。其父乃广西蒙山县大户人家,在家乡行医济世,同时重视家庭教育。梁“5岁时已懂背诵唐诗三百首。”(《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27页)6岁入小学,从父学习《古文观止》一类文言文。8岁“跟外祖父刘瑞球学做诗词、对联”。14岁“因病停学半年,其间在家读宋词,能背数百首。”(同上)
   
   
   由于梁父广有交游,1944年他得拜著名太平天国史家简又文(1896-1978)为师,并就教于同在当地避难的学者饶宗颐(1917-)。
   
   
   对于前者,梁曾作如下记述:
   
   
   简又文是先父的好友,抗战后期(1943),他避难赴桂,曾在我的家中住了一年多。我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在先父主持下行拜师礼的。简又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有此事。抗战一胜利,我就跟随他到广州求学。两代交情,他视我有如子侄。(《香港的人和事》,39页)
   
   
   梁自称“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其中“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 《香港的人和事》,38页)
   
   
   金应熙(1919-1991),毕业于香港大学,被称为陈寅恪的三大弟子之一。25岁时回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是该校最年轻的讲师。梁称其“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对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对他的博学则是众口交誉。”并引述道:据说“1958年曾有人问金应熙懂得多少首唐诗,金回答:‘大概两万多首’。闻者无人怀疑回答的真实性。”(同上,47页)
   
   
   梁自言:“我对此说,亦无怀疑。因为每有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来问他某句诗词的出处,他都可以把整首诗念出来,并解释其中僻典。‘懂得’加上‘记得’,尤其‘难得’。”(同上)
   
   
   对梁羽生而言,更难得的是,他的这位“金师”与之过从甚密。两人有“共同的爱好,象棋武侠之外,还有诗词。”(同上)梁视之“亦师亦兄亦友”。
   
   
   不过,梁羽生当日有幸晋见“太老师”陈寅恪,却并非源自“金师”,而是由岭南才女冼玉清教授引见。冼乃梁的“忘年交”,又是陈寅恪的挚友。基于老一辈学人“颇重辈份”,故冼当时只介绍梁是简又文的学生(陈简属同辈),没提及梁上过金的课。
   
   
   冼对并非自己弟子的梁青睐有加,60年代曾在致梁的亲笔信中写道:“(你)赋性忠厚而又坦挚,近世罕见。”(《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25页)
   
   
   由此可见,尽管梁读的是经济系,但在大学期间“谈笑有鸿儒”,所接受的中国文化熏陶栽培,较金庸犹有过之。
   
   
   上述师友的切磋固然可视为外因,但他们两位自觉地虚心学习他人之长,借以不断自我增值,丰富本身的学养,这无疑出自内在的因素,反映出一种“见贤思齐”的可贵品格。
   
   
   在这方面,不能不提到金庸的《痛悼梁羽生兄》一文,文中写道:
   
   
   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流了很多眼泪,拿起笔来,写了一副很粗糙的挽联,。。转交梁羽生夫人:(联曰)同行同事同年 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 好朋友
   
   (落款是)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18页)
   
   
   该文还有一段话:
   
   
   我知道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他都只哈哈一笑,并不在乎,这种宽容的气度和仁厚待人的作风,我确是远远不及,这是天生的好品德,勉强学习模仿也学不来的。(同上)
   
   
   其实,按年龄讲,金比梁大两个月。但在挽联落款中他并不“自大”。就入行(《大公报》)言,金在梁之前,且是其入职面试的主考。若论出道,则梁的《龙虎斗京华》为早。金称梁“大先辈”,“先”属事实。“自愧不如”却是“自谦”了。
   
   
   但金庸文中最后一节题作《梁羽生指教过金庸》,讲到“撰写小说,拟订回目时常得文统兄指教,而他指教时通常悄悄而言,不想旁人听到。。。现在我公开写出来,好教人知道:梁羽生指教过金庸,而且金庸欣然受教。”(同上。20页)
   
   
   自古文人相轻,金、梁却惺惺惜惺惺,难能可贵。这是大作家所具的雅量。
   
   
   此处要提一件事:这两位武侠小说大师和中共都有“杀父之仇”。那是50年代初土改时期的事。不过,80年代当局又都为两人之父平反。于是,他们先后荣归故里。金庸将发还的祖居献给桑梓;梁羽生则成立教育基金,泽被蒙山中学莘莘学子,已有800余名受惠者。投桃报李,该县最近兴建公园纪念他。
   
   
   梁羽生曾自拟一副嵌名对联:侠骨文心云霄一羽,孤怀统览沧海平生。其中嵌有其本名“文统”和笔名“羽生”。世事也真是沧海桑田,变化无常。对金、梁的家世来说,是悲剧变喜剧吧。
   
   
   本文题旨,本在说明金、梁只能“诞生”于香港,“斯固百世之遇也”!无论是两位大师本人,还是他们的恩师挚友,包括简又文、冼玉清、饶宗颐、金应熙以及陈凡等前辈文化人,其学贯中西汪洋恣肆的知识素养,是后代难以企及的。这种文化断层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历史一大悲剧。
   
   
   但反过来说,“金、梁有幸处香江”也是引人深思的事实。
   
   
   试想,如果金庸在50年代初北上求职如愿以偿,意外地被中共外交部录用的话,则至迟六年后就会遭整肃沦为右派。之后就算在遣送劳教农场改造期间没有饿死或累死,也难逃文革一劫。同样,梁羽生留在大陆的话,以其父被镇压之故也绝不会有好果子吃。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信焉!
   
   
   (09-3-19)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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