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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的极权性质因为“改革开放”改变了吗?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驳中共政权“威权化”的谬论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二十年来,尤其是胡锦涛上台以后中共国人权的大倒退,突出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极权性质的没有改变——权力依旧可以为所欲为。在胡锦涛治下,中共政权对维权上访的镇压、对民俗娱乐的压制、对政治犯的残害、对死刑犯人器官的大规模摘取…其专制残暴程度,实际上远远超过邓、江时期,而对高智晟、陈光诚、胡佳家属株连式的迫害,已经重回毛共野蛮时代。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3/9/2009
   中共推行“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相当一部分异议人士认为中共政权已经由一个极权政权变成威权政权,他们为中共编造“后极权时代”的概念、甚至把中共政权与前南韩政权、台湾两蒋政权相提并论。
   这种看法是大错。虽然因为中共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经济上有一定程度的松绑,由此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在政治领域之外,表现出远大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自由度,形成了一些类台湾两蒋时代的威权社会特征;但是,一个社会极权性质的改变,不等于统治该社会的政权极权性质发生了改变,事实上,中共政权的的极权性质二十年来没有丝毫的变化。
   首先,中共作为一个极权政党的性质没有实质性改变。二十年来,中共还是那个党产、国产不分的绑匪式政党,其黑箱操作、集权独裁、不择手段等黑社会组织运作方式二十年来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党内民主、党内决策的透明度倒退到七十年代末都不如的水平;其为维护“党的纪律”而对党员采取的侵犯人权、无法无天的“双规”惩罚手段二十年来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中共极权性质重新加强的这些倒退迹象,在胡锦涛上台后尤为明显。
   有人认为:随着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允许资本家入党,中共已经转变为“全民党”,因此中共的极权性质改变了。这是没有看到点子上,所谓极权,就是极端专制——权力万能、权力的运用无限、无边、不择手段,江泽民允许资本家入党,的确改变了中共的马列主义政党性质,但并没有改变中共极端专制的政党性质。一个与“三个代表”之后中共很类似的政党是德国纳粹党,纳粹党自始自终允许日尔曼族的资本家入党,只要是纯种德国人,该党工农商学兵无所不收,也算得上德意志民族的全民党了;但是,纳粹党的“全民党”性质,改变了纳粹党的极权性质吗?
   尽管已经“修正”到了允许资本家入党的程度,但二十年来,中共从来没有否定斯大林、毛泽东,始终高举邓小平旗帜,而邓小平顽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举邓小平就是坚持“专政”,而专政是什么?就是权力为所欲为、说白了就是杀人放火抢房夺地堕胎结扎无法无天!
   可见,关于二十年来中共的极权性质是否变了的问题,中共现在的党章就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变!
   二十年来,中共国政治体制的极权性质,并没有因“改革开放”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党政不分、以党凌政今天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今天,国家内外发展战略和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权力,愈来愈掌握在中共政治局的手里,作为最高政府机构的国务院,职权反而更趋弱化;二十年来,中共政权操控人大政协、干预公检法、钳制新闻出版的体制未见弱化、反而强化。
   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共干预公检法的体制,强化到比毛泽东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毛泽东时代中共各级政法委书记,只是普通党委委员,并没有没有自行其是的大权,仅是公检法领域听从书记和各级行政首脑(总理、省长、市长…)吩咐的传令兵式的角色,现在的各级政法委书记,昂然跻身各级常委之列,成为中共各级当权派集团二号实权人物,已经与各级行政首脑平起平坐,颐指气使、气焰万丈, 往往不把总理、省长、市长放在眼里。
   毛时代的各级公安局长,尚且不兼任各级政法委领导职务,现在上至公安部长、下至县公安局长,均兼任政法委副书记,许多地方甚至出现集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于一身的现象,由于政法委的领导由公安局长担任,这就导致本来与同级公安机构平等的各级法院和检查院实际上成了公安机构的下级,出现法院、检察院院长要接受同级公安局长领导的无比荒唐事。在这种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如的荒唐体制下,中共国的司法怎么会不黑暗无比!?
   因为对政法委的加强,中共不仅没有趋向法治化,其无法无天的极权性质反倒比二十年前大大加强了。
   中共操控人大政协体制的加强则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各级是人大政协中非共产党员的比例进有所下降;二是中共的各级领导越来越兼任各级人大、政协的领导。毛泽东时代,中共还装模作样地让许多非共产党员的亲共分子进入“两会”,并且一些非共产党名人担任“两会”领导(多为副职),现在“两会”代表的共产党成分越来越高,其机关工作人员几乎清一色是中共党员,各级人大、政协的领导清一色由中共各级组织常委;“六四”后,地方上的人大主任,普遍赤裸裸地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亲自兼任…二十年来,人大、政协的橡皮图章、政治花瓶性质更加强了。
   以上可见,中共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与毛泽东时代别无二致,其极权性质没有任何改变;政治体制决定政权的性质,也就是说,中共政权的极权性质没有任何改变。
   许多人以当今言论自由空间的拓展,来证明中共政权极权性质的变化,甚至以此证明现在的中国政治比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更加进步,这种认识是把主动的意愿和客观无奈混为一谈。应当承认:“六四”屠杀二十年来,中国人言论自由空间确实增加了——许多比1988年电视片《河觞》更为尖锐的作品和言论在网络媒体上畅行无阻、广为传播、揭露各地中共各地官僚腐败的报道第一时间公诸于网、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炎黄春秋》的传统平面媒体也越来越敢言……
   但是,二十年来言论自由度的增加,并非中共意愿,恰恰相反,它是中共拼命封堵却无法阻挡的科技进步结果。二十年来,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空间的拓展,靠的完全是以互联网为龙头的世界通讯技术大革命:家庭电话的推广、尤其是手机的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中共再无可能象控制报纸、广播、电视这样的传统媒体那样对新闻舆论进行严密地控制;正因为网络媒体的活力和强力冲击,中共管制新闻的步子,不得不踉跄后撤,集中力量防堵威胁更大的网络媒体,而让《南方都市报》、《炎黄春秋》等平面媒体挤出了更大的言论空间…总之,二十年来增加的言论自由空间,完全是民间利用新技术手段的一点点地挤出来的。
   而在八十年代,言论自由的进步却是中共主动推进的结果,且正向着体制保障的实质性进步迈进:“六四”前,在赵紫阳大力推动下,《新闻法》的出台已快要跨越门槛,如果没有“六四”的打断,中国的言论自由将会取得质的进步,中共的极权性质将会发生质变。因此,说中共国政治比八十年代进步完全是谬论。
   二十年来,尤其是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共不仅丝毫没有推进言论自由的意愿,反而殚精竭虑地封堵言论自由,中共在引进互联网的同时,就开始营建网络信息过滤的“长城”;胡锦涛上台以后,中共对新旧媒体的钳制和整肃全面升级、对手机短信一概过滤、对互联网的封锁过滤越来越疯狂和严酷:胡锦涛发了疯地封网,为之不惜经济代价,中国的网络封锁现在已经发展到不用代理,连照片都难以发送出国的程度。
   只是由于互联网天生具有难以封锁的开放多向性质,因此中共的阴狠封锁控制始终无法取得一手遮天的效果,要立即阻断信息流动的“自由化”,唯一的办法就是取消互联网,而取消互联网所导致的巨大经济代价,却是当前已经官僚资产阶级化了的中共统治集团决不愿付出的。
   综上所述,二十年来言论自由度的增加,并非中共改变的结果,而纯属技术进步的成果,是江泽民时期中共对引进互联网后果始料未及的意外结果。二十年来中共垄断一切媒体的极权性质没有丝毫变化,而且胡锦涛时期中共官控信息、钳制舆论的意志和欲望,只有比邓江时期更强烈。
   正因为此,二十年来靠技术进步获取的自由是无保障的自由: 只要中共获取了某种封网的新绝技,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中国人这点靠技术手段获取的自由剿杀殆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中共政权的极权性质不变,靠技术手段谋求自由,永远是老鼠躲猫的游戏,永远只是在一张渔网上钻两个大点的洞而已,中国人要想真正地获取自由,只有把这张体制的渔网彻底绞碎。
   有人认为,中共经济上已经不搞共产主义了,因此反思共产极权灾难对中国已缺乏现实意义,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由于从来没有彻底的私有化经济改革,在经济上,中共国也没有脱离共产国家的框架,民营化的尽是民用类轻工业,重工业、电信命脉产业、新闻媒体牢牢由国家垄断,土地、矿山的公有制性质至今未变。也正是因为土地的公有制的不变,所以中共国的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等侵夺私产的暴行会随经济发展愈演愈烈,为什么?土地的“公有”,给了中共政府强拆、强征的“法理依据”——土地是“国家(集体)”的,房屋是土地的附属物。
   相比之下,典型的威权统治国家,如当年的南韩、两蒋时期的台湾,都已经是土地私有化、私有产权受到完善保护、市场经济发育充分的私有制社会;当年的南韩、两蒋时期的台湾,虽然也是一党独裁,但是,其执政党的党产和国产早已分开,独裁政权也不能象中共政权强拆、强征那样为所欲为地侵犯私产。
   以上可见:当前中共政权,根本不能算作威权政权,而是弱化的、垂死的共产极权政权。因此,反思共产极权灾难对中国完全具备现实意义。
   由于没有政治改革,中共政权的极权性质从来就没有变,能够证明中共政权极权性质最显而易见、却又最为人忽视的一个极权暴政政策就是“计划生育”,一个政府,连老百姓的生育自由权这样基本的人权都可以剥夺,这样的暴政,全世界没有过、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满清也没有过、甚至连当今世界头号极权政权朝鲜也没有过。
   二十年来,尤其是胡锦涛上台以后中共国人权的大倒退,突出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极权性质的没有改变——权力依旧可以为所欲为。在胡锦涛治下,中共政权对维权上访的镇压、对民俗娱乐的压制、对政治犯的残害、对死刑犯人器官的大规模摘取…其专制残暴程度,实际上远远超过邓、江时期,而对高智晟、陈光诚、胡佳家属株连式的迫害,已经重回毛共野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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