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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事件回顾

前言:1999年4月25日,一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突然在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南海周围聚集,震惊了全世界。事后,李洪志一再声称对此事毫不知情,“法轮功”组织也竭力否认此事是“法轮功”的组织行为。为揭开这段尘封的往事真相,笔者多次采访“4·25”围攻中南海事件的主要组织和参与者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姚洁等人后,摸清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一、“法轮功”人员围攻天津师范大学事件是“4·25”事件的导火索
   
     1999年4月11日,天津师范大学(原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第四期以“特稿”配照片形式刊载了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一文,文中说,“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一位同学因炼法轮功而不吃、不喝、不睡、不说话,最后只好把他送精神病院抢救。这位同学病愈出院后,又炼法轮功,导致病情复发,再度送到精神病院,还直说‘李洪志老师还在不断地关注我’(李洪志是法轮功的头头)。自从我反对伪气功以来,先后接到9起各种形式的报告,说他们的亲友因炼气功跳楼自杀,结果8死1伤。那些伪气功的宣传者,神功异能的鼓吹者是在毒害青少年。”文章刊出后,一些“法轮功”练习者认为“诽谤”了“法轮功”和李洪志,陆续登门要求杂志社撤销此文,并赔礼道歉。

   
     4月15日,“法轮大法研究会”中负责办班和功理功法解释的王治文(时系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工程师)就此事向“法轮功天津总站”负责人徐金芳、范其峻表示支持,并让其派人到天津师大(1999年4月8日,《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社随天津教育学院并入天津师范大学)交涉。天津辅导总站去了三个人,与《青少年科技博览》总编辑周绍禄和常务副总编辑范君石进行谈判,开始时谈得比较好,认为此事好解决。交涉的过程中,一传二、二传三,去了许多“法轮功”练习者,企图向杂志社施压。
   
     第二天,天津市“法轮功辅导总站”负责人经请示王治文等人后,向《青少年科技博览》编辑部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公开道歉,消除影响;二是立即收回并销毁已发的此期刊物;三是登报声明,不许任何个人和报刊引用、转载此文。由于条件苛刻、言辞激烈,杂志社编辑没有答应,表示无法满足这些要求,谈判陷入僵局.
   
     在“法轮大法研究会”及“法轮功天津辅导总站”的指挥下,4月19日起,越来越多的“法轮功”练习者开始在天津师大甘肃路校区聚集、静坐,以向杂志社施压。4月21日,王治文又向“法轮功”天津总站授意:“别拦着,谁愿意去谁就去。”天津市及周边省市的“法轮功”练习者的情绪被煽动起来后,4月22日参加静坐和抗议的“法轮功”练习者人数达3000余人,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完全被扰乱了。“法轮功”天津总站再次派人到北京“汇报”,王治文对此表示“满意”,并指示说:“你们可以白天去,晚上撤。”在“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部署和推动下,天津师大甘肃路校区上访的“法轮功”练习者越聚越多,局面逐渐扩大,成为引发“4·25围攻中南海事件”的导火索。
   
     二、李洪志亲自回国指挥策划“4·25”事件
   
     时在美国的李洪志听到风声后,感觉机会来了,悄悄潜回中国。1999年4月22日,“法轮大法研究会”中负责香港事务的纪烈武(时系(香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贸易集团、东方铜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接到李洪志翻译张尔平从美国打来的电话,说李洪志当晚从美国抵达北京,并让纪烈武去机场接李洪志。纪烈武到机场后,由于弄错了航班到达时间,没有接到。后经电话与负责李洪志财务的刘桂荣(退休工人)联系,得知李洪志已经抵京并住在崇文区法华寺小区16号楼的住所(李洪志于4月22日17时10分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从纽约飞到北京)。经李洪志同意,纪烈武于当晚8点左右到了李洪志住所,见到了李洪志。纪烈武向李洪志汇报了天津师范大学发生的“法轮功”练习者聚集事件经过。当时李洪志表示要研究,没做明确表态。他们还谈及4月25日、26日左右预定机票一起回香港的事。之后,纪烈武离开了李洪志的住所。
   
     4月23日一早,李洪志通知了李昌(公安部退休干部)、王治文等人到他住处汇报工作。纪烈武和王治文于早上8点左右到了他住处,当时刘桂荣已经在该住处了,李昌还没到。王治文向李洪志汇报了国内“法轮功”的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发生在天津师范大学的“法轮功”练习者聚集事件。中间,“法轮功”天津总站汇报称天津公安部门将要阻止“法轮功”练习者聚集示威,问研究会如何应对,王治文请示李洪志后答复说:“怕什么,这不正是考验吗?”王治文又向李洪志等人说天津市公安部门将要出面,劝聚集者无条件撤离,否则就要抓人。李洪志明确表示:“如果天津抓人,就向上反映(意指国家领导机关)。”
   
     23日,在天津师大甘肃路校区聚集的“法轮功”练习者猛增到6300多人,这些练习者大多数来自千里之外的安徽、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由于人数众多,场面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天津师大正常的生活和教学秩序。
   
     开会到当日10时左右,由于王治文要上班,纪烈武开车送走王治文。路上,纪烈武又接到王辉忠(李洪志司机)电话,让纪烈武回李洪志住处。11点多,纪烈武又回到李洪志住处,当时,有李洪志、李昌、刘桂荣和王辉忠等人在场。李昌和李洪志见面后,提到了天津师范大学发生的事。李昌说天津抓了人,北京这边就要组织大量的练习者向上反映,李洪志说:“老李,要抓住这次机会,北京电视台那次,人要去得多些,问题可能早解决了。”(1998年5月底,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播出了《上岗证能否扫清假气功》,节目片中报道了一名博士生因练法轮功走火入魔,导致瘫痪的事例,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气功师”进行审查,办理“上岗证”。因而遭到“法轮功”练习者1000多人数日的围攻。但是李洪志认为那次围攻组织得不好,未能把事情闹大,为此他还撤掉了“法轮功”北京总站的一个副站长李雪军。这一次李洪志决心利用天津师大杂志社事件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波,以实现“法轮大法”合法化的企图。)
   
     李昌提出去公安部,找公安部领导。纪烈武当时说:“应该去公安部部门的领导机关,去国务院,找总理。”李洪志表示赞同,并说:“要让学员自发地去,研究会不要出面,不要参与政治。”饭后李昌离开李洪志的住处时,李洪志特意叮嘱李昌赶紧去办。
   
     李昌接到李洪志的亲口指示后,于4月23日下午1时30分左右,在首都体育馆南路1号院30门15号的叶浩(“法轮大法”研究会骨干,公安部退休干部,时已定居加拿大)家召集“法轮大法研究会”的王治文、姚洁(北京华电房地产公司职员)、于长新及北京总站的汤学华、刘树人、郝家凤、刘知春等人开会,纪烈武也参加了。李昌通报了天津发生的事,传达了李洪志的决定,并提出通知各地学员向总理反映情况的想法,要求他们通知所有“法轮功”练习者,4月25日清晨到中南海聚集。他特别强调,“不单是解决天津问题,而且是弘法和护法”。为了落实这一计划,他们还决定利用24日的“学法例会”,向“法轮功”北京总站各辅导站的负责人进行布置。
   
     4月23日晚六时左右,会议还没有结束,纪烈武就匆匆驱车到李洪志住处,向他汇报了下午李昌召集的会议情况、计划落实情况和具体措施,李洪志给予了肯定。
   
     23日晚,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天津市公安局对连续几天围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的“法轮功”练习者采取了劝离措施。由于天津当地各种小道消息不断传来,有的说公安局抓了45个人,有的说抓了13个人,有的说没抓,均无法核实。当晚22时左右,“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骨干们又聚集在叶浩家召开了当日第二次会议。会上,李昌、王治文据听到的消息说:“天津警察抓人了,听说还死了人,还有人失踪了。”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姚洁等人一起商量,决定派李小妹、孟庆国到天津去了解情况。会议还研究商定了去中南海“上访”的三条要求:第一,要求天津公安机关立即放人;第二,给“法轮功”提供宽松的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
   
     4月24日早晨7时左右,纪烈武去了李洪志住处。并告诉他天津可能出了事。问他要不要提前去香港,李洪志稍加思索,就准备行李去香港。因纪烈武没带驾照,李洪志亲自开车,带着纪烈武、刘桂荣一起去了机场,买了10时20分飞往香港的CA111次航班的机票。但班机因机械故障不能准点起飞,李洪志又改乘CA109次航班,于13时30分飞往香港,住在香港康怡花园纪烈武的家里。路上,他让纪烈武告诉李昌、王治文、汤学华等人,强调向上反映情况时,“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人只能幕后组织,不要出面,还让王治文跟外地“法轮功”辅导站打招呼:“人来得越多越好”,强调“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三、在“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动员部署下,“法轮功”组织开始秘密策划到中南海聚集
   
     4月24日上午8时30分,在北京东城区藏经馆胡同7号,召开了“法轮功”北京总站及区县辅导站骨干的“学法例会”。“学法例会”实际上是“法轮大法研究会”传达李洪志命令,指挥“法轮功”练习者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这次“学法例会”,就成了他们为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动而举行的第三次会议。纪烈武赶到了会场。将李洪志临走时交代的话告诉了李昌他们几个骨干。
   
     4月24日下午,李昌、纪烈武等“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及北京“法轮功”总站负责人,在叶浩家召开了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动的第四次会议。李昌、王治文在会上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对“4·25”行动作了具体布置,确定去中南海聚集行动的具体时间为4月25日清晨。李昌岁数较大、资格较老,在公安部工作多年,有一些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会议主要由他主持。会上李昌继续传达李洪志的旨意说:“师父说这种事情是最后一次了,再也不会有什么机会了。”
   
     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4·25”行动现场指挥的组织分工:李昌、纪烈武负责全面指挥,王治文负责与外地联络,刘志春负责与北京各区县联络,姚洁负责与现场联络,刘树人负责通过互联网发表对外宣传稿件。会议还决定,在西城区月坛街道地藏庵的姚洁家设立“指挥部”,在民族宫附近柯明家设立现场联络点,派陈东月、李月秋等在中南海现场了解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会上决定:在中南海聚集现场,各分站长要特别安排一些人负责安全、交通、秩序和卫生,包括现场联系,出现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处理;并确定了聚集的策略,参加的练习者不喊口号、不带标语、不撒传单、不要有过激言辞,对外不用“法轮大法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会上还决定,“法轮功”北京总站副站长刘志春负责通知北京各区县,王治文负责通知外地。最后,李昌反复强调总站以上负责人均不到中南海聚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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