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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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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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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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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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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来源:观察

    优伶及其形成的文化,并没有被禁锢于宫廷之中,它是一种处于“运动”状态的、不断扩展的文化取向和人格模式。当优伶从内廷走向朝堂的时候,“优伶人格”首先便渗透到朝廷和官场之中。

   在中国,从来都是这样一个“潜规则”——说谎者、骗子无赖们,永远活得比“醒了之后却无路可走”的先知更加快乐。道光朝,大臣曹振镛担任首辅。曹氏一身历任要津,以恭谨为宗旨,厌恶后生躁妄之风。门生后辈有担任御史监察之类职务的,前去拜见老师时,他便告诫说:“毋多言,豪意兴。”曹氏晚年恩礼益隆,身名俱泰。有一个门生向他请教个中原因,曹氏概括说:“没有别的原因,多磕头,少开口罢了。”况周颐在《眉庐丛话》中感叹说:“道光、咸丰之后,仕途波靡,风骨消沉,滥觞于此。”位极人臣的曹振镛顺应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做戏”的原则,所以官才能做得大,位子才能保得久。既能获得皇帝之信任,又能获得同僚之尊重。“多磕头、少开口”,堪称官场的“六字箴言”。谁能将这“六字箴言”运用到“厚黑无形”(李宗吾《厚黑学》)之地步,谁就能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在金碧辉煌的朝廷和道貌岸然的官场,那些三跪九叩的大臣和奴才,早已不再是活生生的“人”了,而是带着面具的、如同行尸走肉般的优伶。

   晚清政局之败坏,无论在优伶之戏场还是官僚之官场上,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晚清著名的维新人士、《时务报》主办者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中感叹说:“二十年前,余至京,谓人曰,京师之事,可二言蔽之,曰:‘游戏做官,认真做戏。’不料逾二十年,尚如是,甚至做戏者又做官,做官者又做戏也。”汪氏独具只眼,敏锐地发现了官场“做官”与“做戏”之间奇妙的共同性。他还讲述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小故事:

   尝见法国画报上一红顶花翎之大员,高坐堂皇,手携鬼脸二具;下有小官朝服跪拜,两手高拱,献元宝两锭。报下书:“小官云:‘请大人赏脸。’大官云:‘好极。适才日本公使送我二具,那个标致的,我欲与姨太太借光;这个恶狰狞可怕的,即赏与尔,尔出去办事,尤体面得很。’”嗟夫!官场傀儡,当局者暮夜苞直,以见鬼蜮伎俩传为衣钵,而与国之旁观者早已窥见肺肝,宜乎甲午一败而庚子再败也。

   对于这个故事中官员赏赐给下属的“日本鬼脸”的来历,汪康年有一番考证:“鬼脸之制,日本为最。东京某日町业此者比邻而居,约数十百家,睁目张牙,鬼头鬼脑,种种幻想,五色烂斑,莫可穷诘。”其实,汪氏不是要写日本鬼脸,而是要写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他要讽刺和批判的,并非此种“看得见”的“鬼脸”,而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鬼蜮伎俩”和“优伶传统”。在那山崩地裂的前夕,汪康年已然认识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并非军舰数量少、士兵战斗力弱、军官指挥不力等外部原因,其根源乃是“官场傀儡”和“鬼蜮伎俩”,也就是根深蒂固的“瞒与骗”(鲁迅语)的文化特性与政治痼疾。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之《做官与演戏》条记载:乾隆朝之江西巡抚国泰,与藩司于某,同演《长生殿》,国饰玉环,于饰明皇。于想到自己是下属的身份,不敢尽情发挥。国泰便郑重地责备他说:“在官言官,在戏如戏。苟非应有尽有,则戏之精神不出。”其实,官场亦如戏场,如果没有唱戏的功夫与精神,官也做不好。况周颐《眉庐丛话》之《戏提调》一则记载:光绪朝,江西巡抚德馨酷嗜声剧,优伶负盛名者,虽远道必罗致之。新建县令汪以诚专门负责安排衙门里的演出事务,即民间所说的“戏提调”。江西人写了一幅对联讽刺说:“以酒为缘,以色为缘,十二时买笑追欢,永夕永朝酣大梦;诚心看戏,诚意听戏,四九旦登场夺锦,双麟双凤共销魂。”横批曰:“汪洋欲海”。联中之“四九旦”、“双麟双凤”皆是当时名角的名字。此联还巧妙地将汪以诚的名字镶嵌其中。汪以诚仅仅是官场中的一个小小“戏提调”,他的上级以及上级的上级,也在操劳着类似的“国家大事”。巡抚有巡抚的舞台,总督有总督的舞台。由此推之,皇帝不也是一个“总戏提调”吗?

   从晚清到民国,政坛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无论是太后、皇帝、亲王、督抚,还是总统、总理、部长、督军,都疯狂地热爱包括京剧在内的各种戏剧,并且与诸多名角保持密切而暧昧的私人关系。说他们“附庸风雅”或者“热爱国学”,并不足以解释此种现象。我认为,深层的原因在于:那些官僚们发现,优伶是一群跟他们本人最相似的人,“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优伶从来不把他们歌咏的那些忠诚义士的故事当真,而官僚们自诩的“治国、安邦、平天下”的事业又何尝不是在演戏呢?在这个意义上,一出出戏曲为官僚们提供了一种潜移默化的“政治启蒙”,他们无须读书,仅仅通过看戏便可以“聪明绝顶”了。

   晚清军机大臣刚毅,是一个连字也认识不了几个的满人,却深受慈禧的宠爱。刚毅辈疯狂排外,是酿成义和团大乱的罪魁祸首。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纪载,刚毅奉命到江南搜刮财产回来,慈禧令他密保将才,刚毅奏曰:“江南武员唯有杨金龙,可称古之名将。”后问:“能比何人?”刚答:“可比古人黄天霸。”后为莞然,反称刚率直不欺。后来,杨金龙升任讲述提督,朝廷对万国宣战的诏书发布之后,他命令驻扎在吴淞的水师攻击列国兵舰、商船,险些破坏“东南互保”,让南方亦生灵涂炭。刚毅将杨金龙比作黄天霸,显然是从戏曲中得到的知识,而慈禧太后也喜欢戏曲而少读诗书,两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都是从戏曲中来的,故而能够迅速“对接”。可见,中国的军国大政亦由戏曲故事在背后主导之。

   天忏生之《复辟之黑幕》记载了张勋复辟期间的若干闹剧般的细节。张勋最喜戏剧,在徐州的时候,每逢宴客,当酒酣耳热之际,兴致勃发,常常在红地毯上,亲自扮演《空城计》、《四郎探母》、《碰碑》、《逼宫》诸戏,自命为小叫天第二。这样时间长了成了习惯,凡语言动作,皆含有戏剧化之意味。此次入京谒见伪帝宣统,其跪拜奏对,一如剧家之态度,无毫发差异。溥仪赐勋旁坐。勋即操戏白对曰:“万岁在上安有老臣座位。”而张勋身边的秘书侍卫皆是如此。当张勋入宫逼迫小皇帝登基,而瑾太妃等人反对,正在相持的时候,张勋的心腹参谋万绳栻趋前相劝,出口成章,编成七字韵语,似说似唱曰:“我劝太妃休吃惊,细听微臣说分明。臣等今天请复辟,上承天命下归心。张康二臣非小可,他是文武两圣人。文武两圣来护驾,天下指日可太平。”相传万氏系优伶出身,所以能够在匆促之间,脱口而自然成文也。张勋酷爱戏曲,使用一个优伶出身人当参谋长,也在情理之中。

   张勋复辟之后,规划未来的政局,忙得不可开交,却忘不了“优伶承值”的方案。他对瑾太妃说:如今圣清日月重光,事事当恪遵祖训,即如宫中演剧,来讴歌圣德,雅颂承平之盛举,老臣愚见,此后当更扩充而长大之。瑾妃问他说,有什么具体的扩充办法?张勋回答说,拟定坤角入值,男伶班头,以梅兰芳充之;女伶班头,则请以爱妾王克琴入选,而使刘喜奎为副。如此搞笑的复辟,哪有失败的道理呢?张勋全部的知识和经验,都来自于戏剧和演义小说,“自古文武今时见,历代君王自此知”,影响他的并不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的“大传统”,而是“一部西游全凭大圣翻跟斗,半场三国多赖孔明用计谋”的“小传统”。张勋如是,十有八九的中国人亦如是。所以,中国的官场与戏场一直是平行发展的。

   近代以来,中国之政治,体制有变异,架构有调整,但其内在的“优伶精神”却一脉相承。由大清而北洋,由国民党而共产党,挂的羊头变了,卖的狗肉却没有变。从晚清以李宝嘉之《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的“谴责小说”中,从今天以李佩甫之《羊的门》和王跃文之《国画》为代表的“官场小说”中,读者看到的一个几乎“同质”的官场,一个高度“优伶化”的官场。在中国官僚的人格构成和文化资源中,“优伶”与“儒家”和“法家”三足鼎立,更加隐蔽,却如影随形。从吕不韦到诸葛亮,从魏征到司马光,从张居正到曾国藩,这些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人物,几乎都是身兼三者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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