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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历史大倒退时期的本来面目
·如何吸取八九教训?
·四五运动的前奏——南京事件回忆
·谈胡平兄的糊涂——与胡平兄共勉
·六四教训:有没有政治经验大不一样
·戏作:爱国愤青和卖国愤青是“阶级国家”理论生产的同一产品
以上文章全部被破坏,现在已经初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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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究和解课题

   短评]

徐水良

2009-3-28

   和解虽然不是民主化问题中的主要课题,也不是目前紧迫课题。但是,和解又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尤其对未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需要认真研究。

   前一段时间,中共地下势力的“和解”骗子们,和一些上当受骗的人们,以奇怪的、不合时宜、但却郑重其事的样子,把和解问题提出来,我们就有必要给以科学的解释。

   当代中国社会这样尖锐的矛盾,未来社会当然不能继续下去。

   为了未来社会的社会和谐,就要解决当前这些尖锐矛盾。而要解决这些矛盾,除了改变社会制度,建立民主公正的社会体制,在未来民主政府的公正领导下,调整体制,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同时调查和搞清过去问题的真相,恢复社会正义,包括对犯罪者进行必要的惩处、对受害人进行必要的补偿和平反,等等。这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

   而除了这些主要手段以外,和解,无疑是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

   但是,和解有它的前提和条件:

   一是要社会和解的条件成熟,有和解基础。虽然不排除开明专制统治者统治下和解的可能,但国际社会的经验,和解基础的形成,往往要在民主法治开始建立的时候,或建立以后;

   二是要符合法律和法治。符合和解条件和法律规定的,才可以和解,法律规定不可以和解的罪行和罪犯,不能强行和解,不能用和解践踏法制和法治,包庇罪行和罪犯;

   三是要有真相,不能掩盖真相,掩盖过错和罪行;

   四是要恢复社会正义,而不是不分是非,掩护社会不公,保护加害者,不还被害者应有的公道。

   五是和解各方尤其是加害方要有和解诚意,要得到和解各方的同意;

   第六、是否接受和解,和解各方,尤其是受害方有选择权,不能剥夺受害方的选择权;

   第七、和解必须经过必要的严格的法律程序,“和解”骗子们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程序、信口开河的和解宣传和诺言,对和解双方或各方,尤其对受害方,是欺骗,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特别是对罪犯的宽恕,免除其惩罚,以便扩大社会和解的范围,即特赦和大赦,更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程序;

   第八、牵涉全社会和整个国家的重大问题上的和解,应该在未来民主政府和立法机构领导下,统一进行。

   和解虽然只是恢复社会公正社会和谐的一种辅助手段,目前也并没有重大和解的可能,因此并不迫切,但它却是未来中国不可缺少的一种辅助手段。在我们认真研究和积极行动,集中精力于现在的迫切的主要的手段,争取落实这种主要手段的同时,认真研究这种未来的辅助手段,也是应该的和必须的。

   只有这样,只有真正研究清楚和解问题,才能不受中共地下势力蓄意制造的“和解”骗术的欺骗,也才能避免被那些不懂和解问题,却自命“和解智库”,没有学术却自命为著名学者的人们,搞得昏头昏脑。

   附:

王丹:我为什么反对和解的主张?

2009-03-28

   前不久,戴晴女士公开提出就六四问题进行社会和解的建议,引发外界诸多讨论。我本人也在回应中明确表示了我的立场,那就是我不赞成现在提出“和解”这样的主张。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第一、现在由我们提出和解问题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和解从来都应当是力量更加强大的一方提出,否则,就好像甲一边被乙暴力侵害,一边还说“让我们做朋友吧”,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好笑的事情吗?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第二、和解的基础是真相与正义,现在当局不仅坚持当时的镇压是正确的,而且继续极力掩盖真相,不允许任何对六四问题的公开讨论,请问和解的基础何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提出和解问题,这不是空穴来风吗?第三、我可以接受和解这样的理念。事实上,中国未来走上民主化道路以后,社会和解是不可回避的课题。但是在今天的具体条件下,和解的理念要落实到现实中才有意义。戴晴女士提出和解的问题,但是完全限于口号,没有任何具备可行性的建议。请问,如果我们同意和解,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到底具体要怎样和解?是要我们从此闭口不谈六四吗?还是从此不再批评中共?我看不出来有任何我们这边可以做出和解步骤的具体建议。这样的和解主张不是空谈吗?事实上,我们已经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在中国公开发表言论的任何机会,我们没有什么谈论和解的条件。第四、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在对方还坚持当年的屠杀是正确的前提下,我们自己却提出和解,这样过度的放弃原则,并不能使得六四问题得到历史的公正对待,相反还会混淆是非,无法为社会确立基本价值的原则。戴晴女士的提议表面上看起来持中立立场,似乎要求双方都要妥协,但是这种所谓的中立客观其实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对于戴晴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个人表示尊重。我只是认为现在不是提出和解的时候;而且和解不应当由我们这边无条件主动提出。我从来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我愿意在坚持基本原则底线的基础上,谈论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包括社会和解的可能性,但是我要看到当局做以下的事情,才能考虑到和解的问题:第一、赔偿与抚恤六四受难者;第二、让流亡者回国;第三、释放一切因为六四问题仍然在押的人士。可是今天的当局能够做到这些吗?即便戴晴女士也承认不可能。明明不可能的事情,戴晴女士却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颇为令人不解的事情。个中原因,也许只有戴晴女士自己可以解释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张伟国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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