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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毒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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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文化毒奶和脑结石现象

   中国毒奶事件,成为所谓“后奥运时代”的典型案例。本国奶粉品牌几乎全军覆没,引发世人对食品制造业的深切怀疑。但奶粉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那些无耻的科技发明,已经应用到食品工业的所有领域,由此捍卫着食品消费的完美格局。已经有许多人正确地指出,利润至上和零度道德,就是毒化中国食品的两个主要原因。
   
   有毒食品工业构成了庞大的集体罪链。首先是化工和食品工业领域的专家们,在各大研究院和高校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断创造出各种造假和使毒技术,为食品制造业提供技术支持,他们是大规模造假和使毒的始作俑者。企业为谋取利润,贪婪地注水和注入各种有毒的化学添加剂,把劣等和造假食品推向市场。地方政府为实现GDP指标,纵容和包庇食品犯罪。食品检验机构不仅没有发现这种造假事实,而且还向其颁发免检证,为投毒行径开放门户。向所有上述这些环节问责,进而向整个食品制度问责,才能击碎食品罪链,维系基本的安全防线。
   
   闹得沸沸扬扬的毒奶事件,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而比毒奶更为惊心动魄的,应当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毒化。但它却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审视与警惕。

   
   尽管民众对文化的渴求不如食物,但由于大规模人口基数的存在,终究形成了庞大的文化诉求需要。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和无限的文化需求之间,出现了类似食品的尖锐矛盾。然而,我们既丧失了制造当代原创性产品的能力,也丧失了从历史库房里提取文化资源的能力。文化的巨胃悬浮在空中,在长期面对文化匮乏和文化饥饿之后,它变得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为贪婪。
   
   为了满足文化之胃的渴望,大量文化产品被加速制造出来,其间饱含着从注水(口水化和价值稀释)、造假(抄袭、伪造、篡改)到使毒(添加各种有毒文化观念)等繁杂工艺,它们构成了密切关联的技术体系,对它们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对现有文化产品做出明晰的判定。
   
   在文化注水方面,盛大文学公司网站向我们提供了有趣的案例。签约作家连载小说的写作速度太慢时,饥渴的网民就会发帖抱怨,由此逼迫作家加速写作,以致一些作家被迫从3000字/1天的正常写速,加快到10000-20000/1天以上。这种“盛大文学现象”,就是典型的文化兑水和造假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餐化过程,它的原理跟在牛奶中大量注水毫无二致。它势必导致文学质量的严重下降。
   
   写作速度,无疑是测量文化产品是否垃圾化的重要尺度。德国汉学家顾彬宣称,一个德国作家写一部长篇小说,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而据我所知,天才横溢的中国作家,却只需要一至三个月时间。本土畅销书作家写速更快,有时只需一到两周时间,就能炮制一部长篇小说。据说,香港武侠作家拥有30000字/1天的速度,而科幻作家倪匡的写速,则到了50000字/1天的惊人地步。但这显然不是天才式写作的标志,恰恰相反,它只能体现某种垃圾化写作的特点,但这种可笑的书写模式,却为消费时代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样板。
   
   中国人对书籍的传统热爱,引发图书市场的狂热扩张。据称每年中国有24万种图书得以出版,但其中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垃圾。中国人近年来对古史阅读的饥渴,也导致大量注水历史书的诞生。动辄上百万销量的畅销读物,加上票房率惊人的“大片”、以及收视率超群的电视连续剧,形成注水快餐的盛宴。在中国这个特殊语境里,“畅销书”往往就是低质书和问题书的文化同义语。
   
   测算文化产品的另一尺度就是它的真伪。快餐的注水终究是有限的,而且它多少还能保留一点被稀释后的价值残汁,而造假却是更为彻底的欺诈。
   
   本次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出现了备受指责的假唱事件。开幕式上林妙可的假唱,就是典型的双重假唱:它不仅在现场用事先录音伪装成真唱来欺骗全球观众,而且还要播放他人(杨沛宜)的声音。但奇怪的是,这头被造假者利用的无辜羔羊,居然还拥有大批粉丝。他们热爱官方的“造假产品”,藐视最基本的艺术伦理,从未替造假者感到过羞耻。这种对文化造假的集体声援,就是造假运动得以繁荣的根源。
   
   崔健关于“真唱”的呼吁,已经喊出许多年了,但他的声音竟是如此微弱,在整个流行音乐界只有空谷回音。相反,包括那英等歌手在内的假唱积极份子,在粉丝们的拥戴下振振有辞地为假唱辩解,宣称它可以制造更好的效果,是对观众负责的表现。中国民众对假唱上瘾。他们对此有着强大的依赖性,因为录音棚制造的声音是经过技术修辞的。假唱能够制造出完美的声音骗局。这种自我盗版、“伪而不劣”的音乐产品,就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美食,他们享用假唱的陶醉表情,描绘出文化造假的美妙前景。
   
   值得谈论的另一个例子,是郭敬明的小说抄袭案。法庭经过调查,宣判被告违法,并判处其缴纳罚金和道歉,而耐人寻味的是,但中国作协在没有要求抄袭者公开认错的前提下,草率吸纳其为会员,并借助媒体大肆宣扬这场“加盟秀”,无异于向世人宣告,造假者是可以畅通无阻地获得文学荣耀的。尽管郭敬明的才能需要鼓励,但这种反写作伦理的门户开放政策,却使中国作协沦为文化剽窃运动的同谋。
   
   抄袭无疑是严重的诚信问题,但造假兼具投毒,则是一种更危险的行为。那些被强加于中小学课本的文化毒品,已经成为戕害少儿的事物。教育部要求音乐课学习样板戏,中学语文课本加入余秋雨散文,人民日报刊发《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之文,都是文化掺毒的典型案例。
   
   耐人寻味的是,文化制造业生产的劣品和毒品,并未像毒奶那样面对必要的戒惕。因为文化中毒的症状,总是显示出更为隐蔽而“温和”的特点。它们以补品、营养剂或特效药的面目出现,由此制造更大的欺瞒效应,例如,样板戏唱词和旋律具有通俗性和悦耳性,而余氏散文则充满“历史感”和“煽情性”等等。但那些样板戏散发出的阶级斗争气味、用“眼泪”制造出的伪善文风、以及对普世(人类)价值的恶意围剿,正在伤害一代乃至数代人的灵魂,其危害性远甚于三聚氰胺,因为它所制造的后果,并非只是身残,而是更为严重的“脑残”。
   
   “脑残”,这个描述精准的语词,出现于去年的互联网上,成为被广泛运用的文化关键词,传递出人们对这一文化弊像的焦虑。
   
   肾结石患者可以通过B超进行确诊并加以治疗,但文化三聚氰胺所制造的“脑结石”患者,却难以用寻常手法加确诊。令人不安的是,当“知道分子”的脑残症状比普通人更为严重时,他们又何以医治民众的灵魂疾病?基于“知道分子”的无效性存在,以及批判知识分子的严重缺失,医师变得寥若晨星,根本无力承担救治的使命,从而加剧“文化脑结石”的群体性症状,把受害者推入“脑残”的命运。只要观察一下互联网空间的言论,就能对“脑残者”的数量,做出令人悲观的估算。在“文化复兴”的热烈欢呼中,这种幅员广阔的病变,才是最值得世人关注的事件。
   
   作者:朱大可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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