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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毒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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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仅需要新闻监督,还需要进步文学

今天,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受到举国上下的重视,新闻媒体的监督之功劳不可抹杀。9月9日甘肃《兰州晨报》不指名报道因喝“某种”奶粉致《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后,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就发出报道《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媒体都相继刊发消息,并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有关人员被拘捕,有关官员被免职,凝聚了几代中国人记忆的“国糖”小白兔也被停产。中国大地,刮起一场食品安全的风暴。
   
   美国多维社报道称,中国的媒体在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告诉多维说,“美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问题重重,但要解决问题,独立媒体和制衡机制不可或缺。这次毒牛奶在中国也是被媒体捅出来,尽管晚了一些”;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唐军则表示:“大家关注这次事件将如何为处于转型期失范状态的中国,带来新的社会规范。”
   
   到9月下旬,简光州在中国已成为英雄式人物,网民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良心,更有人说他应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简光州在其个人博客上发文,披露报道的背后故事,并称在发出报道前“自己紧张的睡不着觉”。简光州说:“对于今天的记者来说,在市场化大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及自己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面前只不过是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小记。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多次报道,但是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奶粉企业时,都是说某企业”;“因此,当做这篇可能会让企业面临灭顶之灾的报道时,我有过很多顾虑和挣扎。我怕如果因为自己一篇可能错误的小小的报道给这家优秀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造成巨大的损失。到时,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还会成为千古罪人,甚至会被人扣上个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所以在奶粉与患病婴儿之间的关系的论据求证上我格外严谨,在行文写作时自然更是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回应,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闻标题里,我再次强调了三鹿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奶粉导致婴儿患肾病’的结论。”

   
   简光州说,“虽然意识各种风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点出三鹿企业名字’的决定,否则我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不并不容易。”
   
   笔者深切理解简光州的报道前“自己紧张的睡不着觉”的心情,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其实很不容易;一个人是否有良心,决定了一个人是否高尚;因此,简光州是一个高尚的人。只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具有千千万万这样品德高尚的人,这个国家和民族才能够不断进步。
   
   其实,过去美国也有过中国现在的状况。纽约州立大学柏切斯分校历史系教授于仁秋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人为了利润玩花招,引起人怨,当时有很多媒体‘扒粪’,将各种问题曝光。如美国屠宰场等食品加工业中的丑恶现象,也就是在那个时期,诞生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于仁秋教授说,“食品掺假在中国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问题的解决在于是否有独立媒体来曝光,官员是否立即做出反应。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涉及到商业道德和建立监督机制。”
   
   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还说:“很多事件促成了美国的进步。如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在1906年出版了轰动全国的小说《Jungle》(屠场),小说讲述了芝加哥食品加工业的情况,在控诉资本主义的残酷的同时,也描述了移民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屠宰场食品加工厂的肮脏。”
   
   最近,《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介绍美国食品安全历史的文章,认为三本书在推动美国食品安全上发生了重要作用。这三本书是《屠场》、《寂静的春天》和《快餐王国》。
   
   随之,中国著名旅美作家郑义发表了一篇题为《香肠、臭豆腐及麻雀——对比中美食品安全》的文章,介绍了着三本书。
   
   第一本书《屠场》是小说,描写了芝加哥某肉类食品加工厂令人恶心的生产过程。其中最不堪的记叙是:“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这本书一上市,舆论大哗,引发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强烈关注。美国肉类食品的销售量即刻急剧下降,销往欧洲的肉类也减少了一半。美国肉类加工业和畜牧业陷入危机。据说,当时的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肮脏的段落,老罗斯福大叫一声,跳将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老罗斯福立即约见了小说作者,美国国会几乎是立即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促进了美国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另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作者是一位女生物学家。她接到一封女友的来信,描述了一个小镇的春天如何异乎寻常的安静,听不到鸟鸣,感觉不到任何自然的气息。她当时在农业部门工作,了解野草、昆虫、鸟类大量死亡的原因就是大面积使用DDT等杀虫剂。这本《寂静的春天》应该说是一个预警,人们立即听懂了这个预警,全美震动。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国会也开始行动。结果,杀虫剂的潜在危险被确认,一些企业和官吏被起诉,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成立。
   
   推动了美国食品安全的第三本书是《快餐王国》。其主旨是对美国快餐文化进行反思,引导饮食结构向更健康的方向转化。——当然,这本书对于我们,这就有点奢侈了。我们不要“更健康的方向”,只要不让我们天天服毒,就已经感恩不尽了。
   
   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说,《屠场》“哄动美国朝野,报界借此炒作,民意使国会沸腾,在老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两个法案,《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和《肉类检查法案》,对美国食品加工业做了明确的规范。”对于中国的问题,邓鹏教授深有感受,他每次回国都买伊利奶粉,这次问题曝光他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
   
   邓鹏教授说,“中国没有像辛克莱那样的作家,中国有法律有职能部门,但有法不依,社会力量微弱,官员不太受到社会制约,以至于问题严重爆发。”邓鹏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痛定思痛:“美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问题重重,但要解决问题,独立媒体和制衡机制不可或缺。这次毒牛奶在中国也是被媒体捅出来。”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唐军教授在接受多维社采访时说:“三鹿事件对中国形象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但值得观察的是,它会如何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和汶川地震一起,对中国社会造成不同方向的影响。”
   
   “处于转型期失范状态的中国,必须重建社会规范。政府要加强监管和严格法律规范,目前做假者违法成本低廉,这使他们无所顾忌一犯再犯。政府应该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当你违法时,承担的后果巨大,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唐军教授说,“目前国内讨论的比较多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在全球化阶段要提升竞争力,更要兼顾社会责任,这不但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关系到民族工业的走向。另一个问题是政府监管,监管得力本可以防止问题发生,07年美国在从中国进口的宠物食品中发现三聚氰胺导致宠物死亡,本来是个解决问题的机会,本可以避免今天这么大的危机;很不幸的是,中国错失良机。”
   
   唐军教授认为,“中国的现状是在很大范围内失去了底线,人们为了牟利,无视伦理准则,比如奶农不喝自己卖出去的牛奶,因为他知道有问题,他们喝原汁原味的新鲜奶,而让别人去受害。”
   
   旅美作家郑义介绍了三本书时,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屠场》不过是一本小说,老罗斯福就跳将起来,吐出食物,把剩下的香肠用力抛出窗外,随即约见作者,制订法律;但中国的记者作家们曾经不知道写了多少新闻、“内参”、报告文学,大声疾呼,结果如何呢?就连一位省长市长大人都没有做过这种“用力抛出窗外”的动作。据报道,深圳南山区有数十间臭豆腐作坊,制臭豆腐的发酵桶里加的是潲水、腐烂了的田螺和肉;如果还嫌不够臭,就会再灌进一些粪水,这叫“增臭”;要是还不够臭还要“增臭”呢,就要把做好的臭豆腐用布包好埋在粪堆里,最后精加工!据报道,前去查处的三名工商人员当场呕吐。
   
   他说,《寂静的春天》出版已近半个世纪;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中国继续使用被美国禁止的DDT等剧毒农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二十年前后,中国开始使用比DDT毒性更加强烈的有机磷农药,并加大剂量,还把使用频率提高了四、五倍。如此,以昆虫草籽为食的麻雀以及各种鸟类自然难逃一死。郑义说,中国记者作家写的更激烈的书籍文章也车载斗量,但中国就像死人一样没有反应。今日之中国,连麻雀都快死绝了;而人受害之程度,与麻雀死亡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旅美作家郑义指出,最重要的不是书而是制度。美国的三本书推动了食品安全,但这对中国毫无用处。对于被深度麻醉与禁锢的中国,三万本书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别说书,就是法律也不知立了多少条款。但管用吗?要想绕开制度转型而解决食品之毒、环境之毒,实在是缘木求鱼式的妄想。中国之病,病入膏肓。十万个为什么,无一不指向制度。
   
   中国人有“和平崛起”的理想,更有“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类豪言壮语。郑义说,我并不认为“崛起”和“中国的世纪”此类喧嚣与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有何相干;对我们来说,能喝口干净水吃口放心饭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连食品安全这种最简单、最起码、最要命、最丢人现眼的麻烦都无法解决的话,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称雄世纪吗?
   
   郑义甚至激愤地说,我要一千次一万次重复:要紧的不是思想认识,不是书,不是法律条款,而是制度、制度、制度!
   
   笔者理解并钦佩郑义先生的良心;不过,笔者也劝郑义先生,何至于如此悲观?国家领导人正在精神层面上重建中国人的道德规范;而在措施上,中国这些年也在加强这项工作,去年还处死了药监局长郑筱萸。近日德国媒体报道,从1995年至今的14年中,就反腐倡廉成效来说,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是取得成效最大的国家;尽管离及格还要24年。
   
   但24年里只要笔者不死,总能见到中国及格的一天,对吗?
   
   作者:颜昌海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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