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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毒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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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聚焦:“神七”难挽危机,各国纷纷抵制中国奶制品(下)

●学者、专业人士、评论家的深度观点
   
   ▲中国戏剧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和中国作协会员沙叶新发表评论:中国的希望何在?
   
   人们注视三鹿奶粉事件,其实就是注视在中国吃什么才是安全的大问题。究竟吃什么才是安全的呢?谁敢做答呢?除了为高层领导提供的特供食品以及在某些专门园地为外国人种植和喂养的动植物食品——如奥运菜奥运猪等等之外,给我们老百姓下肚的食品有多少是安全无毒的呢?且不说是营养的、有益的了!这个国家怎么了?太怕人了!为什么说出来的话是那么动人,作出来的事却是那么恐怖呢?对洋人我们不惜工本、无微不至,比对自己亲爹还好,对自己人怎么就这样的穷凶极恶、心狠手辣,甚至下毒呢?这个制度还值得信任吗?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这个文化是什么文化呀!三鹿奶粉不只是无知的奶农出了问题,不只是无良的奸商出了问题,不只是无道的贪官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根基出了问题!而且渐入膏肓,难以药救!想想几年前新疆大火的“领导先走”,想想山西煤窑的连续矿难,想想四川地震无数的校舍倒塌,想想上海最近公然的黑箱判案,想想全国儿童都可能吸入腹中的有毒奶粉……谁的心不在颤抖?真是烂到根子上了……

   
   ▲居住在北京的中国学者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中宣部也是毒奶粉泛滥的罪魁》
   
   一个毒害孩子的民族,从何崛起?
   
   一个封锁毒害孩子信息的国家,何以盛世?
   
   一、京奥新闻禁令让毒奶粉蔓延
   
   毒奶粉危机发展到今天所披露的信息已经证明,由于京奥期间严厉的新闻管制,中宣部禁止报道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负面新闻,才是毒奶粉信息的披露起码延误了两个月。
   
   比如,毒奶粉危机曝光后,《南方周末》编辑在一篇在网站上贴出《三鹿毒奶粉调查的新闻编辑手记》。该编辑手记透露,由于新闻封锁,中国失去了提前两个月揭露真相、减少损失的可能。
   
   早在7月份,《南方周末》记者禾风就接到“结石儿”的举报,湖北武汉同济医院已经接诊二十多名结石婴儿。禾风马上向湖北湖南江西一些医院了解情况,医生们高度怀疑三鹿奶粉有问题,他们已经提醒每一个来就医院就诊的孩子家属不要再用三鹿。但由于新闻禁令,他采写的毒奶粉报道在奥运会结束前无法刊出,南方周末的编辑说:我万分心焦,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卫事灾难,有很深的罪恶感与挫败感。也只得尽已所能,对周围所能知道的有婴幼孩子的朋友与熟人打招呼,叫他们别给孩子用三鹿奶粉。
   
   与此同时,早在一个多月前的8月1日,也就是距党国盛宴开幕还有一周时间,三鹿集团已经检查出其产品加了三聚氰氨。三鹿集团的外资方新西兰恒天然集团也多次要求三鹿全面回收毒奶粉。但,这个致命的信息,不但借助京奥庇护被隐瞒下来,而且该公司未采取任何措施,继续销售其有毒奶粉。从地方到中央的监管部门,也装聋作哑、毫无作为,任由毒奶粉肆意蔓延。
   
   另据凤凰卫视华闻大直播播出记者陈琳、魏永林报道《三元公司:奶源安全保证合格奶》,北京三元牛奶的负责人透露,三元负责特供中央领导和人民大会堂,质量绝对有保证。正是由于三元的质量好,而原指定供应奥运会的伊利品牌质量不达标,,所以没有采用。而三元虽不是奥运会指定的供应品牌,但实际上这次的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特供紧急改用了三元牛奶。
   
   以上事实说明,早在奥运期间,中共高层应该知道“问题奶粉”,但由于不符合“平安奥运”的一切负面新闻都被封死,人命关天的毒奶粉信息自然也被奥运“和谐”掉了。那些天,中国媒体上爆棚的是奥运开幕式的华美和金牌第一的骄傲,而难以计数的婴儿及其家庭却被蒙在鼓里,继续喝了一个多月的毒奶粉。
   
   直到京奥闭幕将近半个月的9月8日,虽然《兰州晨报》等国内媒体率先以“某奶粉品牌”为名爆料毒奶粉事件,但如果不是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和新西兰总理克拉克的穷追不舍,中共高层大概还不会对“毒奶粉”采取行动。正是来自新西兰总理的压力,才让“毒奶粉”风暴越刮越猛,国内外的公众舆论铺天盖地,中共有关部门也才开始采取行动。
   
   二、毒奶粉曝光后的封喉
   
   即便在毒奶粉事件曝光后,国内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1,不允许任何媒体上头条,而要放在新闻中的次要位置,往往是最后一条国内新闻。2,突出报道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救治措施(胡温关于毒奶粉的指示皆是头条)。3,所有媒体务必统一口径,只发表经过审查的新华社通稿。4,报道要尽量删繁就简和避重就轻,甚至继续隐瞒深层真相。5,不允许同步的连续跟踪报道,更不允许惨烈场面的出现。6,加大报喜力度,以冲淡报忧所引起的社会情绪(这几天官方媒体加大报道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及神七准备上天)。
   
   奥运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禾风又开始采写毒奶粉事件,他先后跑了湖北、湖南、广东数地,接触了数十名家长,给全国的多个省份多家医院打电话,基本确证三鹿奶粉与婴儿结石之间的因果关系。在采访调查过程中,有多个追问不休的家长,他们要为孩子的受害讨一个说法,有多个正义感的医生,为记者提供一手的证据。他写出了长篇报道《结石婴儿的艰难追凶路》,但在9月13日,由于不明原因,这个稿还是被撤了下来。
   
   凤凰卫视的名牌栏目《文涛拍案》最新一期于9月22日播出,主持人窦文涛在开场白中说:本期内容原定为谈“问题奶粉案”,为此我还专门选择了这件白衣服,但由于“不合时宜”而被迫取消,只能改为“加拿大惊爆巴士杀人案,乘客被斩首吃肉”。(大意如此)
   
   尽管中宣部能够严控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但在难以封锁的网络上,毒奶粉荼毒婴儿仍然引发出舆论风暴,愤怒的谴责、向更高层问责的诉求,要求体制改革的呼声,遍布大陆的网站。比如,无法在纸媒《南方周末》上发出的《结石婴儿的艰难追凶路》,已经在9月14日由南方周末编辑部放到了南方周末网上,《三鹿毒奶粉调查的新闻编辑手记》也同时上网。
   
   胡温政权颁布的京奥禁令,意在让世界看到一个“盛世中国”和“崛起大国”,满眼都是莺歌燕舞和洋人赞词,金牌老大的闪亮充斥媒体,但毒奶粉事件的极端恶劣把伪装的“盛世中国”撕得粉碎,更动摇了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最低信任,让奥运塑造起来的国际形象毁于一旦。
   
   只为京奥的“圆满”就封锁人命关天的毒奶粉信息,不能不唤起03年SARS病毒肆虐中国、波及世界的记忆。夺命的SARS病毒和毒奶粉的蔓延,都是封锁信息、隐瞒真相的恶果,而两次隐瞒都是为了党国大戏的“圆满”。
   
   03年SARS肆虐之时,正值中共换届大戏的两会召开,胡锦涛接任国家主席,温家宝接任总理,自然是当年的头等大事,其他一切皆要为之让路。
   
   08年毒奶粉肆虐之时,正值胡温政权的最大国际秀上演,据说经过百年期盼,今日终于迎来万邦来朝的盛况和大国崛起的辉煌,“东亚病夫”也终于奇迹般地壮硕起来,登顶为俯视天下的金牌老大。如此“一览众山小”的民族复兴,自然要前有废墟下的孩子献祭,后有“结石儿”牺牲。
   
   三、新闻自由关乎生命,新闻封锁戕害生命
   
   新闻自由,关乎基本权利,更关乎健康和生命。而封喉制度对人的权利的践踏、对人的生命的戕害,不仅是制造大量文字狱、杀死林昭们,而且用垄断公共危机信息来大面积地损害人的健康和生命。特别是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信息被封锁,最初的灾难真相被隐瞒,必然导致病毒的迅速蔓延,民众在浑然不知中毒。轻则危害健康,重则终身疾患甚至丧命。在此意义上,封锁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信息所谋杀的,不仅是信息本身,更有民众的知情权和生命。
   
   截至9月24日,毒奶粉危机已经造成5.3万婴幼儿患病,其中82%年龄低2周岁;12892人需要住院治疗,其中有较重症状的婴幼儿104人,回顾性调查发现已有4人死亡病例。而且,毒奶粉危机所带来的社会性恐慌,已经从中国境内扩展到境外,香港已经查出两名“结石儿”。
   
   毫无疑问,毒奶粉危机的爆发,固然先有黑心商人和黑心官员的联手“投毒”,但毒奶粉的长时间施虐却是新闻管制所为。正是意识形态衙门的禁令,才让毒奶粉迟迟无法曝光,荼毒更多的婴儿,戕害更多的家庭,执行新闻管制的中宣部也是主要罪魁,其最高主管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也应该受到追究。所以,对毒奶粉事件,公共舆论的愤怒,既是针对制造毒奶粉的黑心商人,更是针对隐瞒这一涉及到民众生命安全的重大公共信息的意识形态衙门。
   
   然而,中国制度的荒谬在于,毒奶粉事件,可以让总理道歉,让三鹿老板被捕,让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等高官下台,让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辞职,但意识形态官员们却稳如泰山,既无人出面道歉,也无人遭到处罚。更离谱的是,毒奶粉危机爆发后,中宣部还在进行严厉的新闻管制,也就是在继续犯罪。
   
   为了中国人的言论权利得到落实,也为了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得到更好保护,中国民间所要争取的第一权利就是言论及新闻自由,而争得言论及新闻自由的前提就是割除中宣部这个毒瘤,废除新闻垄断制度。
   
   
   ▲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发表文章《犬儒時代的信任》
   
   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响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之后,才发现咖啡果然倒光了,于是她沉默地为这座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部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
   
   其实这也不是甚么很不寻常的奇事。我们坐出租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
   
   这又让我想起中央电视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各别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这是一个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严重脱离的国家。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型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黏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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