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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高级)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我曾用"权力市场化"一词概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如今这个词汇已经成为中国民众心目中改革的同义词。
   
   我也一直在思考:应该用什么词汇来概括本世纪零年代以来的重大"改革成果"?一个词汇逐渐在我头脑中成型,即自利型政治集团的形成。
   
   这一结论应该说比较形象准确,说明中国政府已经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至少有下列论据:

   
   一、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
   
   从2003 年直至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从占GDP总量的五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这一庞大财政收入当中的58%用于供养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同时,自2001年以来给公职人员全国性加薪(不含地区性的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 每增幅都不低于15%。
   
   至今在中国享有制度保证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群体主要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以医疗卫生资源为例,就具有向干部群体过度倾斜的特点,比如给药的"分级制度",就是对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按照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划分等级,级别越高的,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越高,药品供应也越好。
   
   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高级)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甚至未增长;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等保险几乎与这一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
   
   二、巨额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家庭
   
   中国那有限度的反腐败主要集中于中低级官员,政治高层似乎与腐败绝缘。高干子女的登龙术,虽然一直流传于坊间及海外,但却无法得到权威资料证实,胡润的富豪榜也从未将这类人列入。不过,现在有两组资料足可证明这些红色贵族如何在短短30年间,从"无产阶级"成员迅速跻身于超级富豪之列。
   
   一条资料说明中国财富集中的惊人程度。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
   
   另一条资料则说明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中。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 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父辈的权力资本所获。
   
   三、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传承呈自利化趋势
   
   在中国的政治市场上,权力这一"稀缺物品"的授受过程从来就是暗箱操作。现实表明,高官子弟在权力上具有优先继承权。即使因能力或者其他原因未担任要职,至少也享有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等政治荣衔。中国官场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使干部子女在权力继承上有明显优势,官方研究亦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干部子女对社会地位的传承优势还体现在就业问题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家长们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这不仅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不均等,更重要的是说明中国的阶层流动呈前现代社会的封闭性世袭状态,这无异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既使统治精英集团的素质弱化,对于社会稳定亦有极大害处。
   
   从本质上看,所谓"改革"就是利益与资源的再分配过程。邓小平当年用来赋予改革合法性的"先富带后富"许诺实现了一半,即通过权力市场化让少数权贵与官僚集团先富起来,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法律使政治精英蜕变为一个个自利型政治集团。在这种既成事实下,今后撬动社会分配的杠杆只有"权力"与"资本"。当局提倡的"不折腾"与"维持稳定",其要义均在于保证自利型政治集团能够安享攫取到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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