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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岂必通罗马?——与李大立先生商榷

   拜读《条条大陆通罗马》一文,对于作者提倡包容、团结民众以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的主张深表赞同。但其中若干说法却失之笼统、空泛,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作者宣称:“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每一个中国人都以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去冲击顽固的极权专制,。。。汇成一股滚滚向前的洪流,。。中国人企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宪政一定会实现。”这段话令人想起《国际歌》的末句:“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豪情满怀,令人鼓舞。
   
   然而,1991的“苏东波”已宣告了国际共运的彻底破产,英特纳雄纳尔的乌托邦业已破灭。不过,毕竟运动参加者还有一个“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的共同理想。而文中所列举的从刘晓波等签署的“O八宪章”到拆迁户的“维权上访”等等,却是各有不同诉求,并非“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因而无法捏到一块、形成合力的。

   
   从政治转型的角度,“O八宪章”无疑是最具纲领性的历史文件,包容性也最强,相对而言号召力也最大。但其影响目前还限于知识分子、文化人圈内。到现在为止,签署者似不足万人,远远未成气候。相信假以时日,可望逐步扩大声势,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被作者排在第二位的“法轮功的‘退党退团’”,尽管号称响应者已逾三千万,但那是空架子,迹近数字游戏。而且其矛头主要指向江泽民、周永康及罗干等几个罪魁祸首,一旦江死,周下台(罗已退位),如中南海当局调整政策,改取怀柔手段,则法轮功众多信徒--他们自称为“同修”,会否坚守初衷,继续宣扬“天灭中共”?此尚在未知之数。何况“真善忍”乃其秉持的理念,90年代末遭镇压之前,他们与现行体制是有过一段蜜月期的。
   
   至于排第三的“杨佳袭警”,虽然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做法与民主宪政背道而驰。此种李逵式的不分青红皂白,抡起大斧“排头儿一气砍下去”的行事,乃个人非理性之所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民主战士岂可引为同道?
   
   与此相仿,“瓮安的‘火烧公安’”,也非出于理性。虽属对暴政的宣泄,但一哄而起,鱼龙混杂,乌合之众,人虽上万,却不堪一击,极易分化瓦解,不足以成大事。
   
   相比之下,黑龙江的“分田宣言”,主事者有理有利有节,由于涉及农民根本利益,又是关乎“三农”问题,此乃当局的软肋,值得关注。问题是缺乏相关的组织,未免势单力薄,现时对当局难以构成威胁。
   
   其余无论教师罢教、的士罢驶,“集体散步”、地震男童家长的“集体悼念”、毒奶难童家长的“集体索偿”以及拆迁户上访,均属弱势群体的维权抗争,以各自的经济利益为诉求,人数有限。地方政府恩威兼施,分而治之,逐一扑灭。故其对于民主宪政之实现,并无多大推动力也。
   
   作者对于“将来中国政治局面的演变”,提出“不会是单一可能,而是多种可能性并存”,这样说了等于没说,有点像香港无线电视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伍晃荣,讲解足球比赛时总是立于不败之地,其金句为:“波(Ball)是圆的”,意即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但探讨中国政治转型问题,与体育娱乐不可同日而语。总应提出较明确的论点,有所据而云焉。可惜作者如蜻蜓点水,语焉不详,加以兼收并蓄,令人无从理解其真实想法。
   
   例如,文中称“或者像前苏联,共产党领导层核心内出戈巴卓夫和叶利钦,宣布解散共产党”。这就太玄乎了。
   
   这里且不说“前苏联”这个用语不妥,苏联只有一个,不存在前、后及现在之分。关键是:中共与苏共无论领导人或党员的素质差别太大,不可同日而语;两党历史、所处社会环境及两国国情均判若天渊。提拔戈巴卓夫的安德洛波夫固然曾掌克格勃,却因此熟知西方社会情况,有心改革苏联僵化的制度。因此戈氏上台不久就提出“新思维”,而叶利钦则由民选当上俄罗斯总统,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这样的事能发生在中国吗?
   
   说起来,中共高层也有过热心改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党内大老叶剑英为人亦比较开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倡民主,其后大力支持胡、赵两人开创新局面,可惜他属决策层中的异数,无法改变邓小平“四个坚持”的固有思维,且年老力衰,辞世后再无人可以为胡、赵保驾护航,从而使政改夭折,民主倒退。再经“6.4”与“江核心”变本加厉的倒行逆施,离民主宪政的轨道就更远了。
   
   文中继称:“或者像台湾,国民党领袖蒋经国先生开放党禁言禁,李登辉开放普选,国民党以平等身份参加竞选”。
   
   这里作者忽略了蒋经国和李登辉两位,到底是自由世界的政治人物,能够理解和接受民主宪政思想。而中共则一直坚守极权制度,其最高层代表了权贵集团的利益,尤其是打江山的一代及其子女要保住自己的位置,就不会放弃一党专政,不会实行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所以,在可见的将来,大陆不可能如同台湾一样实现政党轮替。
   
   文中又称:“或者像罗马尼亚,军队倒戈,独裁头子死于枪下”。
   
   此无异于痴人说梦。人所共知,中共靠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开始打江山便是“党指挥枪”,八十余年不变。时至今日,党魁兼任的中央军委主席牢牢掌握军权,要调动野战部队的一个团也得经过他。故很难想象罗马尼亚的一幕会在中国重演。
   
   作者又云:“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各省响应。”
   
   这绝无可能,原因主要是上述军队指挥权的关系。尽管目前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但因北京长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地方军政财力均难与中央抗衡。与清末各省军阀形成割据的态势不能相比。
   
   文章异想天开地假设:“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疯子狗急跳墙,发动战争,被人灭了,像日本一样,麦克阿瑟移植美国民主”。
   
   作者对中共军力卫冕估计太高了。朱成虎之流不过乱吠几声罢了,北京的核打击力量包括其运载能力,比美国落后一大截。哪里经得起对方的还击?对此他们自己心知肚明,清楚得很。
   
   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共真的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出手而一败涂地,战胜国也不会把中国当成当年二战后的日本,由美军实行军事管治。最多是由联合国部队监督进行民主选举罢了。
   
   作者说了那么多,比较有可能的是:“像前东欧和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大规模持久的群众抗议运动,迫使共产党垮台”。这也就是所谓“天鹅绒革命”吧。
   
   不过,短期内应不会出现这种局面。起码要等“打江山”那一代人全都进了八宝山,才可能从党内到党外发生深刻变化,民主力量逐渐成长壮大,促使宪政思想深入人心而水到渠成,实现政治转型。
   
   应该指出,文中对共和和帝制的分析,以及对党内民主力量所起作用的估计,都过于简单化。
   
   作者称:“共和和帝制是两个不同的政体”,这自然不错。但英日的君主立宪都可以实行民主制度,欧洲若干小国至今仍有王室,也一样属民主国家。故胡适的民主共和与康梁的君主立宪,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殊途同归—归于民主宪政。
   
   该文还指责谢韬和余杰的主张,谓“两者都是不准革命,只许改良,而且只限于党内的改良,甘心情愿地把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全部交给几千万‘党员’,仿佛只有这几千万党员才是中国的主人”。显然作者把谢、余二位的见解歪曲并且绝对化了,“不准革命,只准改良”是硬栽到他们头上的。
   
   至于所谓“甘心情愿地把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全部交给几千万‘党员’,仿佛只有这几千万党员才是中国的主人”更是作者自己的发挥,而非谢、余二位的原意。
   
   事实上,应当看到体制内的民主诉求与体制外的各有其影响,两者相辅相成;党内的民主派与党外的民主派发挥的作用不同,互相呼应,彼此不能代替。在某种意义上,党内民主派有时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以苏联为例,戈巴卓夫和叶利钦如果原先不是居于苏共党内领导层,其和平演变会这么快吗?
   
   总之,作者对中国民主宪政的道路似乎分析得面面俱到,殊不知这反而引出了许多歧路。读者虽然未必像古代的杨朱那样,走到岔道口会因歧路迷茫而痛哭起来,但正如陈奎德先生在《当宪政钟声响起—新年献辞》中所云:“歧路在前,须审慎三思”却是免不了的。
   
   文革批“多中心论”有云:“多中心即无中心”。与此相类,歧路即无所适从,实际上当中只有一条路可通罗马!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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