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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丽质 在劫难逃——读《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随感

“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这是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的一次宴会上,毛得知本书的两位主人公已结秦晋之好时的即席赞语,其器重与欣赏之忱溢于言表。
   
   然而,这一对人中龙凤晚年的遭遇却使人慨叹不已。龚澎(1914-1970)在文革中遭强烈冲击,以致身心严重受创,终因脑溢血盛年辞世。智慧与美貌并重的这位燕京高材生,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她的夫君,曾与胡乔木被毛并称为“南北二乔”的乔冠华(1913-1983),虽然多活了13年零两天,并且侥幸获得了最高当局皇恩浩荡的宽宥,却到底不能与爱侣一样安葬在八宝山,而是魂归故里太湖之畔。伉俪两人从比翼双飞变成南北殊途。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红颜伤命舛


   
   就一般习惯而言,“天生丽质”应指女性,而龚澎无疑当之无愧。万里之子万伯翱为本书写的序言,就说她“集美丽、智慧、勇气为一身”。
   
   显然,对于母亲的美貌,作者引为自豪。尽管她很注意分寸,但书中引述的众多中外知名人士的回忆,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点。例如,中共资深外交家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原名安娜.丽泽),一位历史与语言学博士在其所著《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就这样写道:
   
   聪明的龚澎,她就像画中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好地合作,但并没有个人感情掺杂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转引自《乔冠华与龚澎》,中华书局,2008年,51页)
   
   对此,当时在重庆的美国外交官,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在给他夫人的信里写道:
   
   我发现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布鲁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样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热情,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艾律克.萨瓦莱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立普.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像你一样的善于同人交谈的品质。
   
   费正清上面所说的“魅力”,包含了外在美与内在美两方面。前者基本上是“爹妈给的”;后者也和家庭教养有很大关系。出身名门的龚澎作为“在颠沛流离中成长”的一位大家闺秀,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她生于日本,长在广东和上海,就读于北平的美国教会大学,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冲锋陷阵,再投奔延安接受严格的洗脑,然后到八路军总部当秘书。所有这些,令她成长为气质与内涵超群脱俗的青年女干部,在中共根据地宛如鹤立鸡群一般瞩目。
   
   但这样的出类拔萃似乎首先酿成其第一段婚姻的悲剧。龚澎与首任丈夫刘文华才结婚一个月,即奉命调往重庆中共南方局。时在1940年8月30日。刘是学机械工程的,曾留德七年。抗战时归国,担任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秘书。不知何故,刘、龚喜结连理其上级党组织竟茫然不知。而两人也未提出任何要求,只是彼此相约“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团聚的日子!”。不料此后刘竟因积劳成疾,于1942年6月30日不治,享年30岁。(34页)
   
   龚澎固然因此痛失人生路上第一位亲密伴侣,中共却由此得到了一名“没有人能够代替”(周恩来语)的首任新闻发言人和外交奇才。她非但在战时的陪都重庆大放异彩,更在1949年后大展雄图,驰名中外。其足迹遍及欧亚非多国,使国际友人称誉,令无数对手折服。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祸福穷通并不取决于本人才干的高下、素质的优劣,而是视乎“站队”的对错。龚澎虽自1938年初到延安时就给毛当过英文翻译,1945年重庆谈判时再膺此重任。1965年1月9日毛会见斯诺,中方在座者仅3人,即乔冠华、龚澎夫妇及翻译冀朝铸(后者被认为毛王朝第一翻译)。毛与斯诺交谈约四小时后,主动向龚说:龚澎同志,我们一起合个影吧!这应属绝无仅有至高无尚的恩宠。
   
   尽管如此,由于重庆时期中共党员单线个别联系。周兼任南方局书记,龚由其直接掌控,定期向他单独汇报思想。故龚在毛眼中不是自己人,而是周恩来的心腹。也因为此,1957年反右运动中,原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员和左倾文化人,不少被打成右派,其中含有剪除周的势力之因素。龚澎躬逢此劫,惨遭整肃。
   她掌管的外交部新闻司划了8名右派,占全部的四分之一。她被指为思想一贯右倾,和右派言论划不清界限。有人主张把她也定成右派,拖了好几个月,后被下放京郊房山县,挂职担任农村工作部长一年余。(187页)直至59年初,风头过去,周才出面以让她参加一个出访团为名,将其调回外交部官复原职。
   
   可是,到文革狂飙骤起,龚澎又和乔冠华一道首当其冲。这次周也无能为力。延续一年半的无情批斗,彻底摧毁了她的健康。1968年初她虽恢复工作,却已形容憔悴不堪,左眼基本失明。苦撑一年余,终于灯尽油干,香消玉殒。自始至终,毛没有半句顾念这位旷代佳人、红色才女,只在事后轻飘飘地说了句:“龚澎是一个好同志”。
   
   如果同毛身边的几位女子相比,命运对龚澎实在太不公平了。以英文翻译而论,王海容、唐闻生的资历与才具,简直不能望其项背,但王却官至外交部副部长,唐也升到部长助理高位,与龚最后的职务相同。而另一位翻译、章士钊养女章含之,不过教了毛一段时间英文,头脑灵活,就讨得“伟大领袖”的欢心。毛甚至当面力促其离婚,鼓励其与乔冠华共谱第二春。章比龚小21岁,号称中国外交“五朵金花”之一,虽受某些人吹捧,包括余秋雨盛赞其容貌,但论学识才能则与龚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为人品德就更不用提了。
   
   粤语云:“同人不同命,同遮(伞)不同柄。”龚、章是也。或者说“天妒红颜”, 就是对龚澎后期际遇最贴切不过的评语了。
   

“乔木”叹凋零


   
   也许,乔冠华类似于共患难的妻子,属于“天妒英才”。他才华横溢,与胡乔木堪为瑜亮。两人都曾负笈清华,年轻时就崭露头角。但乔的官运远不及胡,晚年处境及与子女的关系更令人摇头叹息。
   
   毛尝云:“乔的文章顶得上两个坦克师”。那是因为1939年初乔自德国归国,在香港《时事晚报》任主笔,撰写的国际评论脍炙人口,毛在延安读后击赏之。以乔先留日,后留德,在国外6年的阅历和学识背景,加上其本人天赋,于此确实优而为之。当时身处延安窑洞、从未出国的胡乔木也无法与之相比。
   
   但胡自具其优势,那就是文字工夫一流,而且善于领会毛的意图。1963年至1964年中苏论战期间,乔奉命起草一个国际文件,写好后未能通过。胡乔木接手即顺利完成。为此,乔说:写文章,搞文件,我们十个人也顶不了胡乔木一个人。(298页)
   
   然而,50年代初乔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对胡不大服气。他一向直言无忌,口没遮拦,曾说与胡彼此经历相似,胡已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而自己连候补委员都不是。他又曾根据早年留学的体验,说中国应该借鉴西方的民主,采取轮流坐庄。结果到1957年反右时被人揭发,有人甚至指控他家里成了裴多菲俱乐部。后侥幸得脱,没打成右派,但受党内警告处分,80年初才获撤销。(187页)
   
   不过,他归根结底是个喝过洋墨水的大知识分子,多少有点恃才傲物的毛病。周恩来了解他,信任他。毛则只是用其才,并不把他当作心腹。于是,文革他免不了受冲击。毛是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以驯服之,笔者怀疑能直接通天的章含之,负有监视乔的任务。
   
   正如书末马斯猛在《朋友的话》中所言:乔“本是文人才子,又是性情中人,不幸过早地失去了贤内助和政治生涯的主心骨---龚澎阿姨,从而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留下千古遗憾。”(420页)
   
   这“千古遗憾”指的是1973年,乔投靠江青一伙,参与了毛授意的批周,背弃了30多年来一直倚之为股肱的老上级,并取代了姬鹏飞,出任外交部长。尽管升了官依然没达到胡乔木以往的高位,但其虚荣心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可惜好景不常,在部长的交椅上只坐了3年多,随着江青的倒台,1976年12月他便受到隔离审查。被揪住不放长达6年之久。后获胡耀邦宣布将之解脱,已病入膏肓,9个月后即撒手人寰。
   
   如果说一代才子乔冠华晚节有亏,清誉受损,尚属身外虚名之类,何况事涉政治,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大可不必介怀;那么,其子女亲情大受打击,却是骨肉之痛,彼于九泉之下,亦当愧对其“打令”(darling)龚澎也。
   
   作者出于对亡父的深情,为亲者讳,不忍细述乔续弦前后,逼令亲生儿子带同行将分娩的儿媳搬走的详情。也没有渲染其本人有家归不得,仓皇投奔姨妈龚普生家的狼狈境况,只是写了一句“那时,他们一家正在艰难之中。”(374页)
   
   但了解当年历史的人都知道,龚普生及其丈夫章汉夫文革中备受迫害。1905年生的章汉夫,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长期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1968年3月被作为“叛徒”关进秦城监狱,1972年1月2日于监狱中去世。死时身上衣衫已经破烂不全。而龚普生则作为中央专案组监控对象失去自由。19岁的作者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怎会去正在水深火热中的姨妈家寻求庇护呢?
   
   书中有一段写到73年中秋节后的周末,作者兄妹求见邓颖超和周恩来,诉说困境。但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周也爱莫能助。只能劝慰他俩:父亲(乔)的事情随他们去。“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391页)盖因此时周正挨批,自顾不暇。他对于自己的老部下乔待子女如此绝情的做法虽不认同,但也无可奈何了。
   

家风难重振


   
   龚澎家世显赫,夙有慧根。其父龚镇洲(1882-1942)早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与蒋介石同期同班,后追随孙中山革命,当过旅长,抗战期间去世后被追授陆军少将。其妻徐文为黄兴夫人徐宗汉堂妹,介绍人是黄兴本人。而乔冠华也是书香门第望族出身,少年博学,精通英语、德语,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研究生,再赴德深造并获博士学位。
   
   可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对子女无复双亲光芒。作者胞兄乔宗淮尚属争气,也许是在73年那次周恩来鼓励他们兄妹努力上进的结果,文革后他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过访问学者,未几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总算事业有成。作者本人却没有这么幸运。从内蒙兵团到返京参军,再到保送上医学院,比平民子弟自属优越,但到底文化底蕴不足,相较其家学渊源不啻天壤。
   
   就文笔来说,和众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所撰回忆录相比,本书可入上乘。但内容失实却不止一处,反映出作者有时连“抄书”也会抄错,实在有点令人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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