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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沉渣再泛起 老谱袭用非偶然——读高尔泰《三个文本共与析》

   文革期间,鲁迅的一句话常被征引,那就是:“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30多年过去,此语又一次被证明没有过时。高尔泰先生的《三个文本共与析》,便为人们擦亮了眼睛。
   
   2007年7月在拉斯维加斯高尔泰先生家中。左起:张纯青,拉斯维加斯时报主编;高尔泰;张成觉
   
文革沉渣再泛起 老谱袭用非偶然——读高尔泰《三个文本共与析》

   这回发起“战斗”的萧默似非等闲之辈。据“有关简介”称,其人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建筑艺术历史与理论学者,著有《敦煌建筑研究》、《世界建筑艺术史》丛书,主编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建筑艺术史》”。如按其本人自述,现已七十有二,年逾古稀了。

   不知萧主编是否工作太投入,“艺术”思维特别活跃,如同其早年工作地点敦煌壁画上的“飞天”,虚无缥缈之状可掬。其宏文《“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以下简称《寻》)“浮想联翩”,与事实大相径庭。加以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剪裁随心所欲,颇见技巧。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端的令人迷惑。
   
   《寻》洋洋洒洒,主旨只有一个:刻画高尔泰“爱揭发人的毛病”,即指控其告密成性。这一点无疑极具杀伤力。
   
   笔者忝为高先生的朋友,对其为人为文一向十分仰慕。2007年曾专程拜访,记忆犹新。但初读萧文描写的“偷听敌台”事件,即被其言之凿凿所惑,一度信以为真。及至阅毕《文本之二》,对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等要素略加思索,真伪立判:萧说谎!高可信。
   
   至于高之“爱揭发人”,则应作具体分析。
   
   据高所述,任职敦煌文物研究所期间,他除了1967年揭发萧文革前“偷听敌台”之外,1962年曾交代过与陈克健、李巍一起说怪话,1966年文革初起他揭发本所贺、施夫妇。但均属事出有因,绝非卖友求荣。
   
   其中揭萧乃出于报复。事缘当时萧“作为看管阶级敌人的民兵”,监督高等“牛鬼蛇神”挖土,某日突然“发飚”不许高赤膊劳动。高气愤不过,遂爆出萧曾“偷听敌台”。
   
   而身为该所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贺与其妻施某,则一向以极左面目出现。工作组进驻后逼令高“写检查”。高“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内容,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206页)
   
   在此次的《文本之二---致萧的公开信》中,高坦承自己“对于贺、施和你的报复,手段也邪乎得可以。”而萧也认为,高类似之所为“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粤语云:“佛都有火”,被敌逼得无路可走,反噬其一口,乃人之常情。这在毛时代屡见不鲜,做法固未必适当,当事人也情有可原。
   
   而与陈克健、李巍闲聊失言一事,同样属特定年代的普遍现象。紧接三年大饥荒(中共谎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的1962年,三人私下评论时局口没遮拦。据高的忆述,当属李先被当局约谈,再追查到高,高无可隐瞒而和盘吐出。但所方放其一马,结果高与陈、李当时均平安无事。如曰高有不当,则在其未即时通报陈、李,不过按实际情况,恐怕一动不如一静,真要通报的话反会被视为心中有鬼,秘密串联,三人均罪加一等。
   
   萧谓陈于文革中因此事自杀,将此归咎于高,从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高“虽不杀伯仁,伯仁因其而死”。但萧缺乏证据。何况高于文革前的1965年曾与陈在外地相遇,两人谈及往事,陈并无责怪高,其本人也一直未因此受追究。可见萧蓄意将告密害人之帽子栽在高头上,实在是徒劳的。
   
   以萧的资历及著述而论,可算大陆知识界上层名成利就一族,然而,这种知名文化人的品格有时与其头顶的光环并不相衬。盖由于当局洗脑手段厉害,信口开河含血喷人之类伎俩,早已从上到下司空见惯,文化人也如此。
   
   这里不妨举一个突出的例子。1957年反右,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叶君健,即诬蔑萧乾留英时,赠送了一只猫给某英国评论家,以换取其在报刊上撰文为己吹捧。“证据”是该评论家给萧的私人信件。原来叶受托捎此信及照片,却一直扣住没给萧。且不说事实真相如何,光是负人之托,私拆他人信件,已卑鄙至极,甚至干犯法律。文人无行,一至于此!
   
   八十年代萧乾获改正后,对当年批斗过他的人未置一词,唯独就此事撰文,说明他当年回国时,因所养之猫无人照顾,遂送给那位爱猫的英国友人收养,根本不存在任何利益输送情事。其实,以萧乾的才华与已有的名气,何需借助一只宠物猫请人美言为己锦上添花?
   
   但是,“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对戈培尔这句名言,中共当局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因此,这回高尔泰逐一剖析《寻》文之谬误,恢复往事的本来面目,以正视听,很有必要。
   
   遗憾的是《领导者》杂志的处理手法。既然全文发表《寻》,理应给遭其严重指控的高同样的待遇。但杂志编辑竟巧言令色,拒绝刊登“摆事实,讲道理”的高文。其说法不经一驳。
   
   “旧的时代造就了旧的故事”。不错,萧、高两人文中涉及的事基本上是“旧”事,但两人的论战却是新世纪发生的。尤其是萧还说希望与高当面再谈,倘能实现,这就更是将来的事了。
   “鉴于毛泽东的斗争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希望倡导一种包容理性的文风”。毛时代虽已“远去”,其“斗争”手法却“远”未绝迹。萧文正是继承与发扬了文革的文风:捏造事实,攻击对手。高文不论如何“包容”,也不能并且不应“包容”弄虚作假,信口开河。澄清真相才能讲到“理性”,建筑在谎言基础上的“理性”,无异于心造的幻影,到底要破灭的。萧、高之争不是个人恩怨那么简单,它是毛时代的投影,是文革及此前政治运动的余波。
   “我们虽然愿意发表您的回应,但希望您能有所修正”。这句话是否意味着发起挑战的萧某可以随便乱说,而接招的高就要受限制?倘是,何故如此双重标准?
   “作为一位学养丰厚的美学家,您若能从时代、文化等角度去反思整个经历,与萧默先生对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读者、对新生代更有价值”。请注意,萧文所提的几项指控,与高的“美学家”身份无关,只与其当时的右派身份有关。高当然可以“从时代、文化的角度去反思整个经历”,他的《寻找家园》正是这样的作品。而与萧的“对话”,关键在于把有关事实搞得一清二楚。事实胜于雄辩。读者自会鉴察。
   反之,大块文章、高深理论如果没有事实根据,则徒托空言,于事无补。任由萧某把水搅浑,就越说越不明白。那样的话,对“读者”固然是费时失事,毫无价值;对“新生代”而言,更会如堕五里雾中,莫名其妙。
   “不知您能否修改您的回应文章,字数一万左右?”真理越辩越明,岂能限字数?一次登不完,不能分两次吗?对萧文有字数限制吗?
   总之,《领导者》编辑部的倾向性很明显,“包容”萧某信口雌黄于前,阻挠高氏据实辩诬于后。大概他们忘了今天的“时代”已非往昔可比,互联网无远弗届,“学养丰厚的美学家”高尔泰,那一杆如椽之笔岂是那么容易忽悠的?
   《寻》的出笼非偶然。尽管中南海当局在八十年代就宣称彻底否定文革,但只是说说而已。文革红人、打手至今依然活跃的大有人在。指挥把女校长活活打死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风光胜昔,惨无人道整死黄梅戏名演员严凤英的军代表刘万泉逍遥法外。此次萧默不“默”,主动出击,向大洋彼岸的高尔泰叫阵。加上毛主义的信徒蠢蠢欲动,可谓遥相呼应。
   沉渣再度泛起,不可掉以轻心!
   (09-2-5)
   

此文于2009年02月1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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