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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来源:人与人权
   
    这不过只是一个前奏:
   在焚毁图书的地方,
   最后也势必会焚毁作者。

   ——海涅《阿尔曼索》
   
   书比人更坚强吗?
   
   世界上有很多爱书的人,他们将书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以色列作家奥兹出生于一个学者世家,他的家中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几千册书遍布在住房的各个角落里,那些书陪伴这个早慧的孩子度过了动荡而忧伤的童年时光。在那些孤独与黑暗的日子里,书是奥兹惟一的朋友,书让他学会了爱与怜悯。少年时代的奥兹甚至不想长大成人,而梦想变成一本书:“人们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是书是不朽的,那是怎样的感觉。我小时候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而不是成为作家。人可以像蚂蚁一样被杀死,作家也不难被杀死,但是书呢,不管你怎样试图要将其进行系统的灭绝,也会有一两本书伺机生存下来,继续在雷克雅内斯梅岭、巴伐亚多利德或者温哥华等地,在某个鲜人问津的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享受上架待遇。”1他认为,在这个黑暗比爱更多的世界里,成为一本书比成为一个人更加安全、也更加幸福。这是一个遭到过大屠杀的种族的后裔自然而然的想法,这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孩子对世界和对他自身的期待。
   
   那么,书真的比作家更坚强吗?书的寿命确实比人长,很多作家的理想就是在自己的著作之中获得某种“不朽”,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憧憬的以“立言”的方式达致的人生境界。犹太作家斯·茨威格眼看着纳粹的勃然兴起,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在遥远的巴西,当他发现他所热爱的昨日的欧洲已经毁灭和破碎的时候,他像一颗压伤的芦苇一样突然折断了;他的书却流传下来,延续着他那脆弱的生命,并继续激励无数读者追求真理的心灵。家国不在了,人也不在了,可书还在,这就是书的顽强的生命力。本雅明也一样,当他在逃离纳粹德国的路上绝望地自杀的时候,他还记得自己曾经引用过的艾雷尔的书中的一段话吗——“考虑到由各种质料做成的金字塔、廊柱和塑像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毁坏,或被暴力所破坏,或仅只腐朽……以至于整座城市陷落、消失、被水淹没,而书写和书籍则免受这种灾难,因为在一个国家或地方被毁坏或消失的书,很容易在无数其他地方找到。因此,在人类经验中,没有什么比书更永久和不朽的了。”2这是作家们自我安慰式的乐观主义吗?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书比作家本人还要羸弱:作家可以抽身逃亡,可以将祖国的泥土粘在鞋底带走;书却只能眼睁睁地等待着屠杀的来临,像沉默的羔羊一般,无助地被暴徒扔进火焰之中。书不能发出声音来,也不会流泪。当火焰凶猛地舔着它们的肌肤的时候,甚至不能像柴禾一样发出噼里啪啦的抗议的声音。书也不能持久地燃烧,从纸张变成灰烬几乎就在转瞬之间。
   
   世界上有很多敌视书的人,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些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似乎就是不择手段地去毁灭书,他们一边杀人,一边焚书,一刻也不停止。书并没有伤害过他们,他们却天生便要与书为敌,如秦始皇,如希特勒,如毛泽东,如塔利班,这些“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豪杰无不如此。对于他们来说,书是用来烧的,而不是用来读的;或者说,只有他们才有权读书,才可以通过读书变得聪明,书是他们的禁脔,而普天之下所有人都无权读书,老百姓就得保持愚民的状态,才会心甘情愿地当奴隶。他们进而策划和掀起了若干次规模不等的焚书运动,以此显示其无边的权力与卓越的功勋。他们是书的敌人,也是文明的敌人,更是自由的敌人。在此意义上,人类的“不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的焚书史,以至于中国明朝的学者李贽愤怒地以“焚书”作为呕心沥血之作的书名,并预见到了他的书将面临的遭际:“焚者不复焚,藏者不复藏矣……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杀,是可畏也。然余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余幸其庶几也,故刻之。”3在刻书与焚书之间,在知音与敌人之间,著作者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一座没有藏书的“图书馆”
   
   人死了之后,通常都有墓地,以供后人凭吊与追忆;那么,书死了之后,有墓地吗?那些灰烬早已在空中飞舞而去,谁会继续怀念它们呢?我早就听说柏林有一个著名的“焚书纪念处”,就在洪堡大学前面的倍倍尔广场上。我经过此处多次,曾经留连于附近的旧书市场,却没有发现这一纪念建筑。于是,我决定专程去那里寻访一番。倍倍尔广场是一处典雅肃穆的城市广场,周遭的许多建筑在二战期间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后来全都按当初的模样加以复原,如仿罗马万神庙的圆顶式教堂圣黑德维希天主教堂、宏伟而厚重柏林国家图书馆等等。我向四周巡视了一番,仍然没有发现有任何与“焚书纪念处”有关的标志。当我在广场上转到第二圈的时候,这才发现有几个游客围绕着一处地面指指点点,仿佛地下隐藏着什么秘密似的。难道这里像北京的街道那样,出现了地下水管破裂的情形?
   
   我凑过去一看,原来这里的方石地面上镶嵌着一块一米多见方的钢玻璃,是整个广场上惟一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面材料。几经游人践踏,玻璃的表面显得有点模糊。但走近去仔细观察,仍然可以发现下面是一个密封的幽洞。洞深五米左右,洞底是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暗室。暗室四周摆着一排排木制的书架,书架一直顶到地面,上面却没有放一本书。书架上的书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这样一间裸露的地下室,真的是一座图书馆的书库吗?或者是修复广场的时候尚未完工的一部分呢?还是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涵义呢?在欧洲很多古老的城市广场上,时常会发现地上镶嵌一个小小的铜牌,表明这里曾经发生过某历史事件。比如巴黎的协和广场的一个角落里,便有一个铜牌注明这是大革命时期断头台所在的位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便是在此被砍头的。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看见有此种奇特的设置——居然让一间地下室通透地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广场的下面。
   
   在这块玻璃板旁边的地面上,并排嵌着两块铜牌。一块铜牌上镌刻着这样几行文字:“图书馆,米夏·乌尔曼设计,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焚书纪念碑,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修建。”另一块铜牌上刻的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在这个广场的中央,纳粹学生焚烧了几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以及海涅的那几具关于“焚书”与“焚人”的关系是诗。原来,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设置,就是大名鼎鼎的“焚书纪念处”。如果稍微疏忽一点,不经意之间就走过了。设计者似乎故意要造成这样一种“惊艳”的效果,正如建筑学者所评论的那样:“当游客或柏林市民步行至空旷的歌剧院前广场,毫无心理准备地踏上玻璃铺面的焚书纪念处,正疑惑着这一小块铺地面积怎么和别处不一样,愕然发现地下别有洞天,一个小小的布满书架的空间里,书籍早已不知去向,光亮的玻璃面,反映着四周建筑物和参观者的倒影,就像当年焚书的现场,看热闹的人们也是这么围绕着、看着熊熊火焰中的书籍,无知或者无辜的人们,或者也是帮凶?”4这种陌生化的处理方式,果然给每个游人都带来强烈的心理震撼。是的,那天晚上,究竟有多少人是参与者?究竟有多少人是旁观者?参与者当然很多,旁观者则更多,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挺身而出谴责与制止这罪恶的行径。当人们不以罪恶为罪恶的时候,罪恶便成为征服者。
   
   这一设计确实是独具匠心,它巧妙地将建筑安置于地下,这样便不影响整个广场的和谐之美。它用玻璃将地上与地下的世界分开,也将历史与现实分开,却又“分而不割”,因为玻璃是透明的,玻璃上下的两个世界仍然在互相沟通、互相影响。换言之,如此设计让人深切地思考历史与现实之相关性,这也是德国人的历史情结之所在——大屠杀没有过去,焚书也没有过去,如德国学者科泽勒克所云,对于他那一代人来说,战争和罪责一直没有真正结束。5图书馆本来应当是书的家园,而这是世界上惟一一座没有一本藏书的“图书馆”。据说,下面的书架上恰好可摆放两万册左右的图书,书架的容量是设计师精心计算过的。这个数量与当初纳粹在此处焚烧的图书的数量是一致的。但书架上面却一本也没有。空空荡荡的书架,暗示着当年那些被火焰吞噬的图书的悲惨命运。
   
   更有意义的是,这个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完工的纪念装置,是以色列雕塑家哈斯哈隆与德国设计师乌尔玛合作的结晶。当年的受害民族与加害民族的新一代,如今终于可以携起手来,通过艺术设计的方式,共同定格耻辱的历史、共同缔造美好的未来。经历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之后,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带给人们以无限想像的空间和无比温馨的感受。
   
   
   
   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
   
   
   今天的倍倍尔广场宁静而祥和,谁能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疯狂的焚书行为呢?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也就是希特勒就任总理之后的四个半月,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看到过的景象。这天午夜时分,掌握纳粹党宣传大权的戈培尔,策动了成千上万名大专学院的学生上街游行。他们手举火炬,高唱着《威塞尔进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向倍倍尔广场进发。
   
   《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伯查尔详细记载了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广场上,在一段用厚厚的沙子围起来的花岗岩人行道上,人们用圆木头交叉堆起了一个长宽十二英尺,高五英尺的柴垛。在游行队伍还没有到来之前,一支纳粹乐队一直起劲地吹着。游行的先头队伍终于来到了。队伍经过柴垛,在预先定好的一大块地方聚集起来。当游行者路过柴堆时,他们将手中点燃的火把一个一个地扔向那里,直到整个柴垛全部起火。接着开始焚烧书籍。装书籍的汽车就停在不远处,每组学生都要抱下一堆书扔到火里。一股气流卷起了火堆中的灰烬,洋洋洒洒地飘向远方。”为了煽起旁观者的热情,当一批又一批的书被扔进火里时,学生鼓动者们开始高喊书的作者的名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人群用欢呼来回应,似乎在宣告一本书的死刑的同时,也在宣告其作者的死刑。接着是下一本书和下一名作者——“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更高的欢呼声响起来。紧接着是雷马克——罪名是“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这就是所谓的“广场效应”,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员。人们渐渐地陷入一种迷狂状态,忘记了他们曾经阅读过这些优秀的书籍,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养料。他们争先恐后地将一本本书扔进火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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