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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生存考察(2009/02)

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生存考察:为何路越走越窄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24日09:28 南方人物周刊

     从广东珠海到河南扶沟一家四口的两地生活

     这是一家四口,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背景下,在同样遭受危机影响的中国的生存故事。他们是——父亲柴卫春、母亲梅雪、女儿柴娟以及儿子柴亚勇。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工家庭。一家人全都在外打工,先是父母,再是孩子。日复一日地从事简单而枯燥的劳动,生产的产品则销往世界各地。住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狭小的接吻楼里,在南方度过一个又一个春节。这里从来不是他们的家,但他们已很满足了——工作稳定,只要多加班,就能多挣钱。

     但是,去年9、10月份起,不可知的命运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起初是厂里不再要求加班,降低工资,后来干脆说放假了。他们只有唯一的退路——回到分隔许久、已有些陌生的农村。

     于是,梅雪和儿子柴亚勇返回了老家河南,柴卫春和女儿柴娟则继续在珠海三灶镇,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经济复苏。

     这是结婚20年以来,柴卫春和梅雪第一次分开。妻子刚离开那阵,柴卫春感觉眼前一片黑,大病一场,高烧42度,“那几天一个人躺在床上,真是凄凉。”

     腊月二十四,农历小年。梅雪在河南老家门口点燃了一挂鞭炮,拿起电话拨给远在珠海的丈夫:“听,你听到爆竹声吗?”

     丈夫柴卫春此时正在珠海三灶镇狭小的出租屋里操持碗筷,将中午剩下的红薯粥热一热,算是晚饭,而农历小年的日子,要不是妻子的电话,他已经忘记。他快速吞下了一碗红薯粥,就赶去上夜班了。

     半个月里,本刊记者由南而北,分别在广东珠海和河南扶沟,记录和观察这一家四口分居两地的日子。也试图同时描述,这一南一北、一个民工输出大县和一个民工主要流入地,在经济危机影响下的生存状况。

     据统计,因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柴卫春一家,只是其中的缩影。

     本刊记者 谭翊飞 发自珠海、扶沟

     父女在珠海

     保安员柴卫春的工作来之不易。

     年前,因为思泰电子厂招工,却不要大龄男工,他失去了和妻子同在一个厂里工作的机会,只得去了一家化肥厂作搬运工。4年后,金融风暴来袭,厂里活不多,他被裁员了。

     被裁员时是他家最困难的日子。工作没了,妻子、儿子、女儿也都处于半歇业状态。留下还是返乡?这是个问题。他跟妻子商量过 :回老家吧。梅雪阻止了他 :“回去干什么?田地又没有农活。”

     柴卫春听了妻子的话,坚守一段时间后,果真找到了这份保安的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拿固定工资,上班若被发现打瞌睡每次扣50块。

     柴卫春很满足,他认为这份工作再不会丢了,“厂子垮了,总还要人看财产”。但他的开支也在增加,上夜班每晚得一包烟,“没办法,否则会打瞌睡。”

     为了增加收入,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12个小时做保安,值班,另外六七个小时开摩托载客,碰上上夜班,他清早下班就开始拉客,下午才睡觉,“那样睡得香,倒下就睡着了”。

     38岁的柴卫春留着平头,上身穿一件4年前刚来时买的黑色皮衣,下身一条暗色条纹裤。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马路对面的摩托车上高喊:过来这边!

     三灶镇的马路比扶沟宽得多,工人提前返乡,镇上已显冷清,挂着江西牌照的河南人开的摩托车,在马路上胡乱飞窜。

     柴卫春也是摩托仔中的一员。他的摩托车载客生意在农民工返乡后直线下降,收入不到以往的一半,但抢劫和偷东西的却多了,晚上开摩托载客他会带上一根钢管,防止车被抢,人被打。

     他有些怀念几个月前的生活,那时一家人其乐融融,加上侄子,5个人住在三室一厅的房间。现在亲人一个个离开了,他孤身一人住在单间。

     他的床头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了六合彩信息和每个月的工资数,还夹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他自己洗碗做饭,自己洗衣服,以前他从来不做这些。

     几个月前,柴卫春的妻儿都在三灶镇思泰电子厂工作,这家成立不到10年的电子厂,以招收女工为主,最高峰时工人超过13000人。这是一家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除机械设备外几乎没有固定资产,厂房和土地都是租来的。儿子11月份离开这个厂时,厂里剩下三四千人,而到12月份妻子和女儿离开时,只剩下2000人。

     离开是“被逼的”。思泰电子厂实行了“最低工资 + 伙食费 + 保险费+加班费”的薪酬制度,这也是珠三角地区这类工厂的普遍做法。妻子每个月800元底薪,减去伙食费120元(不管在厂里吃饭否,强制扣除)、保险费95元,如果没有加班,薪水就只有585元。

     没有加班的日子让这对夫妇感觉非常吃紧,日常必须的开支房租、水电费、伙食费一一除去后,一个月还攒不到200元。

     在他们的记忆中,工作没什么让人自豪的,不过是“像螺丝钉一样”被固定在不同岗位上。梅雪视力尚好,工作就是将不同颜色的细金属丝绕到指定的磁环上。

     柴亚勇是厂里为数不多的男孩,绕线圈、备料组装、搬运,哪个岗位缺人他去哪里。有些车间温度很高,珠海的冬天最冷的时候,在车间内穿短袖还出汗。夏天的酷热,更让每个新工人难以忍受。

     但他们已很满足于这样的工作,并且希望每天都有加不完的班。正常工作时间,他1小时的劳动所得只有2.5元,而加班则有7元,这还是近年经历了“民工荒”和劳动部门执法加强后大有提高的结果。可惜,现在他们连这样的工作都没有了。

     柴卫春先让儿子回家。儿子在这个厂里只做了一年多,从去年8月份开始就没有加班了。儿子离开珠海前,先找了一个礼拜工作,一个也没有找到,连职业介绍所都关门了,他就下决心回去了。

     儿子和他的表弟一同回家,他们都没活可干了。去年11月份已经是农民工返乡高峰期,他们先给长途车司机打电话订了位置,然后带了几件洗换衣服、手机充电器等必需品就去车站了。车费已上涨了40块,从珠海到扶沟县要240元,后来梅雪回家时又涨了20块,要260块,元旦时已经涨到500块。一路26小时,他和表弟什么也没吃,“就睡觉,保持体力。”

     这趟长途汽车开通于2000年。以前,扶沟人返乡只能从广州坐火车,到许昌再转客车。那一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新一轮增长,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开始见效,劳动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农民工开始更加迅猛地涌向沿海地区。

     儿子回家后,妻子和女儿也相继被裁员之后,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退社保。退回个人缴纳的部分,企业缴纳的不退,也不能转到农民工的户籍所在地,对广东省来说,这等于充实了他们的社保资金。

     排队领社保,像是每个离开外来工的告别仪式。对他们夫妇来说,则是他们4年中唯一一次与三灶镇劳动部门打交道。

     三灶镇位于珠海市西南,以年工业产值200亿元雄居珠海各镇之首。虽然财力充足,但三灶镇公共服务却严重不足。外来农民工有一二十万,而镇劳动所公务员编制只有5人。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他们以外聘方式招聘了7名“准公务员”,即便如此,这12名人员管理十几万外来人口也相当不易。

     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的普遍情况,一个小镇的财力充裕程度,让内地许多县市难以望其项背。比如,以工业产值比,三灶镇是扶沟县的3倍还有余。以公务员年薪比,同等级别,三灶镇是扶沟的10倍左右。

     然而,富足的财政收入并没有改变公共服务的紧缺。户籍人口数仍然是劳动、公安等部门人员编制的基础,而三灶镇的外来人口已是户籍人口的4倍不止。

     思泰电子厂大规模裁员后,镇上的人少了许多。但当地官员对此并不忧心。珠海市相对于整个珠江三角洲而言,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三灶镇却异军突起。一位当地媒体人士介绍:“(三灶)采取了非常规手段,政府办事效率比较高,将招商视为生命线,一切以项目为主。”

     三灶镇政府大楼上镶嵌着金晃晃的大字:“居安思危,慢进即退。追商抢资,科学发展……”他们派出的招商队伍,除了去东莞、深圳的几乎每一家企业,还去了香港、日本。在二楼一间办公室里,三灶镇委副书记杨全对本刊记者说,“农民工撤离影响微乎其微,只是镇上的人气冷淡了些,外来工的消费能力也很有限。”

     他最担心的,不是工人离开,而是已经走了上万人的思泰电子厂的老板会不会转移资产。如果企业转移了资产,老板拍屁股走,那么为了避免群体性事件爆发,政府要贴本先垫付工资。前些日子,已经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件。

     金融危机发生后,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对广州、东莞、中山、佛山4市工人进行的调研显示,有超过25%的企业不再给工人买社保,超过21%的企业裁掉老员工,超过13%的工人所在工厂增加了伙食、水电扣款或更严厉的罚款制度。还有一些企业为转移资产、更改劳动合同,让工人变成另外一家企业的员工。

     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对本刊记者说,“许多企业主转嫁危机,降低工人待遇,工人则是危机的最后承受者。生活水平在一步步倒退。他们没有当地户口,帮扶政策几乎没有,最后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去。”

   河南的冬天

     儿子柴亚勇回扶沟县柴岗镇的老家后,第一件事是把柜子里的被子翻出来,铺好床铺,他已有4年没在老家过冬了。

     村里出外打工的年轻人许多都回来了,喝酒、打扑克、上网、骑摩托车闲逛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20岁的柴亚勇显得格格不入,他不喜欢热闹场面,整个冬天几乎都在被窝里度过,他自嘲为“冬眠”,还不花钱,不闹事。

     柴亚勇出生于1989年。每次起床,洗漱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洗头、吹干、对镜梳妆,长发遮住半个前额。他上身穿一件米白色的夹克,下穿一条黑色休闲裤。一切妥当后,他来到屋外感叹:好几天没有见到阳光了。

     柴亚勇说自己“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参与上访、打架等。过去每个月的上千元工资,他差不多都要用光,现在却无钱可花。往年过年回家,总要带些东西回来,今年他和他妈连一分钱东西也没买。

     柴亚勇一家人的微薄积蓄,大多作为活期存款放在银行,以备未来建房、看病、养老和教育投入。生活开支只能维持在温饱水平,这也是大多数外出务工者的选择。

     他家最值钱的,是一台14英寸的hisense牌黑白电视机,杂乱的衣服和被褥堆放在正房。这间平房建于10年前。那时,柴岗镇的乡镇企业还很红火,柴卫春家靠卖馒头盖起了这一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房。后来,镇上人少了,卖馒头的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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