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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毒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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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些媒体在毒奶粉事件报道中扮演不光彩角色

   
   作者:杨家岱 来源:RFA
   
   
   三鹿牌毒奶粉丑闻由上海记者简光洲在报上点名曝光之后,一些中国媒体却在相关报道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不少媒体丧失嫉恶如仇的勇气,有些媒体甚至为非法企业打马虎眼。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决定这是一个特别关爱儿童的国家,即使在当代社会,中国一直还在对自己的儿童使用“祖国的花朵”这样诗一般的语言。那么,在儿童的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企业残忍侵害的时候,媒体应当为谁说话,这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最近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全国媒体都在讲毒奶粉事件中有22家企业涉案,然而在《烟台晚报》报道中,22家成了20家,漏掉的两家“澳美多”和 “磊磊”――恰好就是烟台的两家企业。在《烟台晚报》看来,“澳美多”和 “磊磊”两家企业的利益比广大受害儿童的生命健康更值得保护。
   
   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专栏作家、评论家孟玄表示,中国媒体一方面要受政府控制,另一方面也受利益的驱使:
   
   “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当然不应该隐瞒,官方把这个事情查出来然后追究,这是应该的。并不是一定是政府因为政治的因素来压下来的,而是因为媒体的商业利益的关系和地方保护主义这类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状态有很大部分实际上是商业造成的问题在里头。媒体当然有一部分是作为政府控制的一种工具,就是党的喉舌,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在媒体市场上讲是进入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所以,广告类的压力对于媒体来讲,它的感受性其实不下于中宣部。当然我们把它理想化,说它必须要为公共利益什么的,这个意识他是有的。可是面临到自己的生存,比如说广告一下断掉一半或者说什么,他是不是就不愿意报了?或者是报的时候遮遮掩掩?”
   
   中国旅美政治评论家李洪宽表示,中国也有懂得利用互联网自由的勇敢的媒体和记者,但是中国的主流媒体却是必须服从党的意志:
   
   “这还得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一些很小的媒体、甚至一些勇敢的有良知的记者把它捅出来,因为互联网时代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很多事件都是这么报出来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层次,真正能够影响大众的媒体就是这些中央的部委级控制的大媒体,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他们一发现问题就会第一时间得到这些消息源。有的时候,大众还不知道时候,他们的内参就已经报了。所以,他们都知道,他们决定报不报的时候,要先听中央的意见,可能是要问中宣部,中宣部要问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可能就问质量检测局。检测局为了保护自己,当然那就说看下面怎么报上来的,一级一级报上来。所以,权力机关一级一级报上来的质量检测都是合格的,所以这就是中共的政治结构决定的。” 
   
   李洪宽说,中国的媒体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有些媒体则成了社会转型期权钱转换的获益者:
   
   “中国转型最大的实质,最大的鲜明特色就是把权力跟金钱相互转换,比如说我批个条子拿块儿地,一转手就是钱,我有权力经营中央电视台,我可以播牛奶广告,我说它好就是好。中央台电视台的广告一方面赚了大量的金钱,从牛奶公司,另一方面它播了很多假的报道、骗人报道,比如说‘三鹿有一千多道检测手段’。你想一千多道技术检测手段的话,怎么可能能放毒呢?这就给消费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说中央电视台和骗人的商人现在结成了利益共犯。” 
   
   香港《大公报》称,当今中国社会的良心正在经受种种诱惑和考验。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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