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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為什麼要高度自治


   西藏為什麼要高度自治
   
   桑傑嘉
   

   
   
    西藏為什麼要高度自治?這個問題起于中共向世界宣稱它所統治的少數民族享有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但是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根本享受不到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優越性,反而感到這個自治制度無法保護本民族的發展和生存延續,因此深感需要更高的自治權。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高瞻遠矚,考慮到藏中民族長遠的根本利益,放棄西藏的獨立地位,提出雙贏雙利的“中間道路”。保證西藏留在中國版圖中,但西藏必須實現高度自治,確保西藏人民自由、西藏文化、宗教以及習俗等得到保護,而不是現在中共這種名存實亡的民族區域自治,這是解決西藏問題必不可少的條件。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可以追溯到前蘇聯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多族群的前提下構建統一國家的制度性對策。
   
    回顧中國在西藏進行政治滲透的歷史是非常必要的。事實上中共在西藏最初號召的不是“民族自決權”與後來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是在西藏建立自己的政權。
   
    70多年前,共產黨還沒有奪取對中國的統治權,中共紅四方面軍在長征時的1935年和1936年分別建立了兩個西藏政權。1935年11月8日在西藏安多綏靖(今四川阿壩州金川縣城)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國。1936年5月1日在西藏康區甘孜建立了波巴(西藏人的自稱)人民共和國。
   
    1936年5月5日“波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言”公告激昂宣稱:“我們就向全世界全中國宣佈:波巴人民共和國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領土應當永遠歸波巴自己管理。我們誓死反對漢族侵略者國民黨漢官、軍閥千餘年來對我們波巴所施行的吞滅政策,堅決為波巴獨立解放奮鬥到底!
   
    千餘年前,我們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個偉大的加普(國王)帝國,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肅,雲南各一部。這個帝國獨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國漢族皇帝千謀百計的征服了。——不甘心滅亡的波巴人民,奮起啊!我們一定要翻身,要恢復我們祖宗所留給我們的舊山河,要獨立自由,要在世界上永遠成為獨立,自由的人民!“
   
    西藏的這些政權救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因此毛澤東說:“紅軍唯一的外債,是紅軍拿了番民(西藏人)的糧食而欠的債,有一天,我們必須向番民償還這筆債。”但後來,當中國共產黨奪取中國的統治權,而且準備對西藏中部進行非法入侵後,以上的提法就發生了很多變化,從最初開始的“民族自決權”到後來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並開始極力解釋西藏的兩個政權為現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之雛形等等。
   
    中國現行的民族區域自治作為一種理念,其相關的思想淵源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民族自決權”;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它與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民族獨立、民族解放和地方自治等複雜的社會政治發展過程相關聯;作為社會制度和實踐是1949年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以及其後150多個民族自治地方為標誌性事件。
   
    《共同綱領》1949年對民族區域自治法進行了確認。198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民族區域自治法》。200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了第一次修改。2005年頒布了《國務院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定》。民族區域自治法從確認到通過,修改以及頒佈《實施若干規定》的過程中,從當初的“國家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變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最基本的目標就是:“維護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內部的權利”。中國為了實現以上的目標,按2005年的資料,建立了5個自治區、33個自治州(盟)、120個自治縣(旗)、1093個民族鄉(蘇木)。
   
    那麼,中國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實踐中是否實現了它最基本的目標——“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內部的權利”呢?中國的現有少數民族的回答絕對與中國政府的說法是完全相反。當然,少數民族的答案可能被認為持有偏見。因此我不在這裏花很多時間論證“少數民族當家、漢族作主”的事實。借用許允仁的《從西藏問題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弊端》中的幾段,也許可以減少讀者的疑心,也可以非常形象地看到中國現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無法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的嚴重癥結。
   
    許允仁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中國政府派遣漢族或其他的外族幹部去控制一個民族自治地方的最重要的實權崗位以及為本民族爭取權利的幹部被淘汰的情況時指出:“所謂的民族自治問題,在現行體制下,就轉變為如何培養更多聽話能幹的少數民族的黨員幹部的問題。按現行的自治標準,一個民族自治地方,假如100%地任命該族人士擔任各級領導幹部,而這些人又能比漢族官員更好地聽黨的話,執行黨的政策,那麼,這個地方就達到了最理想的百分百的”自治“。當然,這樣的理想狀態永遠無法實現,所以,黨總是會派相當數量的漢族或其他的外族幹部去控制一個民族自治地方的最重要的實權崗位,同時,在該族的幹部中總是會出現這麼二種不同的傾向,一種傾向是無原則地絕對服從黨的指令,另一種傾向則試圖保持本民族的自主性和本位利益。而黨總是會重用前一派幹部,讓他們去和本民族的地方民族主義傾向作堅決的鬥爭,後一派則總是會遭到不斷的打壓和淘汰。”
   
    在總結過去民族區域自治實施情況時許允仁這樣寫道:“幾十年來,民族自治地方從來沒有獲得過這種意義上的自治權,黨要它消滅私有制,它就必須消滅私有制;黨要搞人民公社,它就必須搞人民公社;黨要反右,它就必須反右;黨要消滅宗教,它就必須剷除千百年來為自己民族提供生存意義的宗教;党要它侮辱謾?自己崇敬的宗教領袖,它就必須緊跟著黨大聲地侮辱謾?。在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中,不存在任何制度性的安排,可以限制黨的飛橫跋扈的專斷權力。”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否保護了少數民族的基本權利呢?“衡量一種政治制度的價值的終極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有利於更好地保護公民的權利。在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下,少數民族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並沒有得到任何增進,那麼,將被外族人專制和虐待改為由本族人專制和虐待就沒有任何政治進步的意義,更何況這些本族的統治者執行的政策,歸根結蒂是由在遙遠的京城裏的外族人制定的,他們本身也是由外族人任命的,而他們為了取得黨的信任,祇會對本族同胞採取更為嚴厲的管治手段。”
   
    需要補充的是,在西藏不僅“由在遙遠的京城裏的外族人制定”一切。而且仍然是由“外族人專制和虐待”的。因為,西藏自治區的最高權力一直由漢族或外族擔任。
   
    許允仁還特別指出:“更為關鍵的是,在均質化的一黨專政的政體下,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並不意味著少數民族的公民比主體民族的公民的政治權利會多一些,也不意味著黨對他們的管治會少一些。恰恰相反,由於少數民族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的離心傾向,(既然,它們已經被正式確認和塑造成和主體民族完全對等的獨立的民族,這樣的傾向的或多或少的存在就變得十分自然和不可避免),因此,黨對他們從行為到精神上的管治,祇會更加嚴密和嚴厲。也就是 說,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這些基本政治權利來看,號稱自治的少數民族的公民,一般而言反而祇會比主體民族的公民享有得更少些。”
   
    由於中共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運作,民族區域自治法與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與其他法律的抵觸等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變得更具爭議和模糊不清。有人也許會說,《民族區域自治法》二十條中不是有“變通權” 嗎?。事實是,在依據法律固定或國家統一規劃的限制,並設有上級國家機關的批准程式,使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的自治權力與上一級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權力關係是無條件的服從關係。“在自治立法權上,最典型的例證就是五大自治區的自治條例歷經20年仍然沒有出臺。”
   
    以上闡述了中國現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整體狀況。在這種狀況下西藏更無法逃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掠劫的命運。因此,以下主要從西藏自然資源,文化資源,生態環境,生活方式,文化等方面闡述西藏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下的悲慘狀況。
   
   民族區域自治下西藏的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
   
   1,西藏的自然資源
   
    西藏和中國的其他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一樣,《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六條第二款和第二十八條明文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根據地方的情況,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原則下,有權採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根據法律規定和國家的統一規劃,對可以由本地方開發的自然資源,優先合理開發利用”。但是,西藏的各自治地方在行使開發自然資源的權力仍然受到中央國家機關的限制——“根據法律規定和國家的統一規劃”。
   
    如開發西藏的水電,按規定2.5萬千瓦的電站建設由電站所在地的州、市決定。2.5萬千瓦至25萬千瓦的電站由省政府審批。25萬千瓦以上的電站建設則由國家審批。在西藏水電資源開發專案的決策、規劃和實施的討論過程中,幾乎沒有當地藏人的參與。因此,開發的項目不一定代表西藏民族和個人的利益。在各種不同主體之間的博弈中,西藏的自治機關和西藏人處於明顯弱勢的地位。
   
    另外,在西藏水電資源開發的利益分配方面,開發水電資源的企業都將絕大多數的稅費繳納到企業的註冊地而非資源開發地——西藏。這種體制使作為資源開發的西藏自治地方的權益受到嚴重損害。
   
    《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為國家的生態平衡、環境保護作出貢獻,國家給予一定的利益補償。但是,水電資源豐富的西藏還在“抱著金碗討飯吃”。因為,所謂的國家生態補償機制仍未建立。
   
   2,西藏的文化資源
   
    文化資源的開發是當下中國在少數民族地區興起的又一熱潮。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級政府通常認為少數民族在生產生活方式、民俗風情、宗教文化等方面與漢族的差異性,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旅遊資源。西藏跟其他少數民族地區一樣在發展中提出“民族文化資源向民族文化資本轉變”的戰略。但是,有關專家對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的個案進行調查時,發現旅遊開發對當地少數民族利益和文化認同帶來的消極影響。在西藏更多地使西藏民族未能分享開發帶來的經濟利益。旅遊開發不僅沒有給當地西藏民族的生活帶來改善,反而使其生產生活環境惡化,原有習慣權力受限,耕地損失,生活貧困。而且,在開發旅遊時占地補償問題,招工問題,環境等問題層出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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