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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批毛宜言之有据

拜读胡星斗教授大作《抵制毛邪教 反思人祸教训》,对其痛批“乌有之乡”种种倒行逆施的义举极表赞同。文末所总结的一系列教训也发人深省。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回顾历史,列举毛的恶行,多处与事实有出入,或者根据不足。仅依照原文次序提出商榷如下:
   
   1,“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
   这段话有多处不确。根据陈云1935年2、3月间手写的文件,会议所作人事变动是:“(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常委中再进行分工。(3)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
   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6人,即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和陈云。其中博、张、周3人为常委,博古排名第一,担任“负总责”。会议虽使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另2人是李德和周恩来)遭到挫败,但博古并无在会上被撤职。张闻天取代其“负总责”之职是会后的事。此其一;

   三人团原是博古为排挤张闻天而成立的最高权力机构,时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举行后。它并非仅限于指挥军事,亦从未设有“团长”。当时周恩来以政治局常委兼任军委会(全称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常简称“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朱德是军委会主席兼红军总司令。遵义会议没有改变周、朱二人的职务,但明确了由周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此其二。
   
   2,关于“韩战”。文中称“此时的斯大林、毛泽东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决定参与朝鲜战争。本来,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
   上面一段许多地方缺乏事实根据:
   (1) 韩战出于金日成企图吞并南韩,斯大林是支持金的军事冒险的,有无“怂恿”不得而知;但说毛“怂恿”金未免失之武断。对此作者应举出证据,否则难免信口开河之嫌。
   (2) 美军仁川登陆后,金日成一败涂地,危如累卵,决非“败回三八线”那么简单。当时斯大林对毛施压(不止“怂恿”),要其出兵“援朝”,其目的固然包含削弱中国的祸心,但更根本的在于借华之力与美国抗衡。
   (3) 毛决定“抗美援朝”绝非由于上了斯大林的当。他一心要充好汉,向斯大林表明自己不是铁托,不会和苏联对着干。即使后来斯大林背约,拒绝出动苏联空军掩护,明知志愿军必然伤亡惨重,毛还是照样蛮干到底。
   (4) 中共最高层大多数人起初都不同意出兵朝鲜,毛一意孤行,固执己见,根本没有“一度作罢”这回事。
   (5) 之后由于彭德怀支持出兵,其在党内军内的威望使高层不少人改变态度。说毛“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那与事实不符。
   
   3,关于“大炼钢铁”。文中称:“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
   这里说“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表述不当。只能说“因无人收割,以致粮食烂在了地里”。须知农民是不会“让粮食烂在了地里”的。
   彭德怀“以诗疾呼”的说法也不确切。那首诗原作者是一位复员军人,彭引用其诗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
   
   4,关于毛诗词。文中称:“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杂志的报道,《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原创,毛改动四个字‘原驰腊象’,就据为己有。”这恐怕欠说服力。《沁园春•雪》所表现的帝王思想,应出于毛本人特有。胡乔木似无此气魄。对于这类有争议的话题,除非证据确凿,否则不宜在本文涉及。
   
   5,关于“七千人大会”。文中称:“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毛泽东在1950年的国庆口号中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在党的‘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
   刘是否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均有疑问。如确有此事,作者宜列明出处,以备读者查核。同样,八大时刘少奇是否“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也有待证实。
   
   6,关于毛的作品。文中认定:“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
   这段话不知有何根据。除了毛公开承认的“八大”开幕词为田家英手笔,作者可否逐一列出胡、田、康为毛“捉刀”的文章?毛的秘书除胡、田外,还有陈伯达属公认的笔杆子,周小舟也能写,但未闻陈、周代笔之说。又“老三篇”(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是谁的作品,作者可以赐告吗?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似乎除毛之外,更无人可以替枪。
   请不要忘记,上世纪20年代前期,毛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实际主持宣传工作。沈雁冰是其手下秘书。毛的中文表达能力,无论书面或口头在中国罕有其匹。批毛是一回事,毛的文笔口才又是一回事,不能抹煞事实。
   “‘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的讲法,恐怕不会有人相信。
   
   7,文中称:“为倒向苏联,毛正式割让了外蒙。”这“正式割让”发生在何时?以何方式?愿闻其详。
   
   8,文中又称:“罗瑞卿因为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想当主席。”
   罗瑞卿被整肃与窃听器无关,文革前身为中办主任的杨尚昆,才是因“窃听器”事件失宠下台。作者张冠李戴了。至于所提贺龙的几件事,不知出处为何。说贺捧刘著抑毛选,可能与原话有出入。毛接见运动员而贺提前退场,贺不愿听《东方红》,这可能吗?毛摆家宴庆生日贺不领情,也太不可思议了。毛逼贺批刘邓,贺会抗命吗?凡此种种,实在经不起推敲。而谓毛诬陷贺“想当主席”,也难以置信。
   
   9,关于文革的“第一步”。文中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这里时间大错特错。文革始于1966年的《5。16通知》,不是什么“五月二十六日”。而且“铲除刘、周、邓”,将周与刘、邓并列,也违背毛的策略。
   
   10,文中提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这段话简直莫名其妙。前面说毛决意除刘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怎么此处突然冒出个“1966年12月7日”呢?那是什么日子?何况毛历来把刘、邓区别对待,直到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毛还提出保留邓的党籍,并无“决意除邓”。
   至于建议召开九大一事,“刘、邓”的提议和64年政治局的意见,不知作者从何得知?毛的回应及评价又载于何种文件?真叫人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
   
   11,文章还说(文革中)“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
   说林彪因“多次求见毛而不得,为此大哭了一场”,根据何在?符合林彪的性格吗?江青约见林一事,又是谁透露的呢?庐山会议上康生何时“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12,文末称:“毛泽东祸国殃民几十年,把陈独秀创立的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一度引向了歧途,其教训是深刻的、悲惨的,也是多方面的。”
   此处将陈独秀拔高了。须知中共是共产国际一手推动建立的,初期只是其一个支部,全靠苏联卢布撑持。而听命于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与“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完全背道而驰。陈独秀晚年虽对民主的认识大有提高,但建党时期其理念不见得与民主、自由、平等悉皆相符。就全党而言,更谈不到有多么“先进”。
   说毛“把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一度引向了歧途”,这尤其不妥。中共除了北伐时期国共合作锄军阀基本上算是正途外,从来都在歧途上。它谋的是其一党的私利,而非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井冈山割据时如此,“万里长征”如此,抗战时期如此,三年内战也如此。打下江山之后更是如此。应当指出的是,自毛当了中共魁首之后,这个“党”进一步蜕变为本质上与封建帮会相似,比“黑社会”更黑的庞大组织。“乌有之乡”便是从这里面孵化出来的。
   
   临末提一下,文中曰“天堂与地狱——天堂与地狱是可以辨证转换的,” “辨证” 应作“辩证”。毛口口声声讲“辩证”,其实“形而上学猖獗”。例如只讲对立与斗争,否定统一与调和。“乌有之乡”将其奉若至高无上的神明,也是全然不懂辩证法,并与辩证法唱对台戏的表现。可以预期,他们与其祖师爷毛一样,最终逃不脱辩证法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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