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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反是有道理的”——中共老党员的“历史局限性”

   “我和李锐、谢韬诸老,是党内民主派,是救党派。能否救得了,共产党能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平转型,看党内民主派力量的发展,尚在两可之间。”
   
   “我要说服党内同仁促使党民主转型(我已经有了很多追随者和支持者),就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党,不能说‘因走了弯路压根就不该出发’,不能否定万里长征,不能否定三大战役,不能否定抗美援朝。这是我同海外反共学人从根本上不同的地方。人家反是有道理的,但我不能反,这就是我的历史局限性。”
   
   以上是新年伊始,著名大陆作家辛子陵给我的回信中的两段话。肺腑之言,发人深省。

   
   辛先生本名宋科,1935年生,50年参军,59年加入中共,64年起先后在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任职,大校军衔,94年退休。他“曾长期协助肖克将军从事中共革命历史、军史的研究和写作,有条件接触和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高华语)所著《毛泽东全传》(1993年,150万字,有四册与六册两种版本)、《林彪正传》(2006年)和《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2007年7月,以下简称《红》,分上下卷,70万字),均在本港出版发行,海内外广有读者。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辛子陵的新著《红》一心想“救党”,却被大陆当局视为异端邪说,只能在境外付梓,不能运进内地。官方网页更充斥痛骂该书的文章。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本来,上述三个“不能否定”,已充分表明作者是中共的“自家人”。但也正如他的自称,反映出其“历史局限性”。
   
   其实,如果抛弃“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观念,客观公正地看待事物,则理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借用毛的语言)否定“万里长征” 、“三大战役”和“抗美援朝”。
   
   首先,中共一直宣称的“长征”旨在“北上抗日”,纯属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所周知,1934年10月,在日本侵略者已经吞并了我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的外患日亟之时,国民政府跟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样,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全力剿灭割据江西的红军,取缔非法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伪政权。王师胜利合围,十万“中央红军”不得不狼奔豕突,万里逃窜。好不容易逃到甘肃,只剩九千残兵,偶然得知刘志丹在陕北有个地盘,这才决定前往投靠。可见,“长征”实质无非黄巢式的流寇所为罢了,应为一切善良正直的国民所唾弃。
   
   其次,辽沈、淮海、平津三战,乃八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人自相残杀。国共双方每役不下百万人上阵厮杀,军民总伤亡逾百万众,其惨烈远超两次世界大战任何一次战役,在环球各国内战中绝无仅有。如此血腥暴力,岂能给予肯定?
   
   至于“抗美援朝”,则更属毛私心驱使之妄为。入主中南海金銮殿不久的此一“中国人民大救星”,屈从斯大林意旨,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悍然决定出兵拯救企图吞并南韩的金氏小王朝,不惜让中华儿女付出至少死伤五十万人的重大代价,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与苏共离心离德的铁托!沾沾自喜于“红太阳”称号的毛,历来视人命如草芥,实际上是炎黄子孙不折不扣的“黑煞星”!
   
   当然,身为“伟、光、正”的资深成员,恪守“三不否定”势在必然,并不奇怪。但倘能不囿于一党的私利,立足于国家民族的振兴向上,则定可明辨个中是非,放弃不合时宜的偏见,“觉今是而昨非”也。
   
   非但如此,若思路豁然开朗,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大谬不然亦将一览无遗。盖自1921年7月诞生起,直到30年代初,这个“党”都是靠苏联卢布豢养的。它实际上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抗战之前更不遗余力地遵照“保卫苏联”的指令行事,根本不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其本质则属农民党,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完全不搭界。
   
   总之,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中共除在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时期属于合法外,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起,至抗战爆发时它一直是非法存在。1949年10月1日之后,它也从未正式登记注册。其执政地位只不过来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54年《宪法》的序言提到其“领导”,但条文中并无明确规定,故其凌驾于人大和政府之上发号施令完全是违宪的。
   
   所有这些,学富五车而又阅历丰富的辛先生自是了如指掌,但以其身份地位,却又无法面对,更无法越雷池半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哀哉!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这位党内的“补天派”毕竟能够“与时俱进”,明白地表示“人家反(共)是有道理的”。圣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位资深党员具此觉悟,诚属难能可贵也。
   
   但愿党内民主派不断发展壮大,果如此,则中共一党专政寿终正寝不远矣。
   
   (09-1-7)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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