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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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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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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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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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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硬与软

来源:北京之春

中共当局处理重大事件采取柔性方式

   2008年以来,中共当局在处理几起官民之间发生的几起重大的对抗性事件的时候,都罕见地采取了柔性的方式。事件发生之后,若干地方大员亲临现场,与百姓展开对话甚至公开向百姓道歉,严厉斥责基层官员的贪腐无能,这些举动都是前所未见的。其中尤其以贵州瓮安警民冲突、云南孟连警民冲突、重庆出租车罢运、三亚出租车罢运4起事件为典型。中共以牢牢抓住枪杆子和笔杆子而君临天下,暴力治国和谎言治国向来是其垄断权力的两大秘诀。所以,中共从来就不愿向百姓“示弱”,为了维持其权威和面子,甚至不惜向市民和学生开枪、酿成八九惨案。那么,为什么中共现在愿意放下身段、对许多群体性事件作柔性化处理呢?而中共的这种“软”究竟能够软到何种程度呢?它能否催生一个官民平等对话的渠道或平台呢?它是否预示着某种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探讨和梳理。

   瓮安事件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百姓攻击乃至焚烧党政机关的事件。6月30日,瓮安民众暴动初步平息的第二天早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即赶赴瓮安察看现场,指导事件处置工作,并到街头走访群众。石宗源从公安局被烧得黑洞洞的门厅出来,甩开跟随人员,抬脚便走进公安局一旁一家盲人按摩小店,坐下和店主人吕小丽夫妇聊了起来。石宗源说:“我理解你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的,不逼你说了。……这是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瓮安不安,群众没有安全感,坏人越来越多。党委政府有责任,我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发生这件事,我对全体瓮安县人民感到愧疚。这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吕小丽说:“其实我们4、50岁了,也没什么好怕的。就是担心娃娃。瓮安一年有好几个学生娃娃被杀,案子一直没破,你说安全不嘛?”石宗源问:“你叫什么名字?”吕小丽回答说:“不说了。”石宗源说:“你不相信我?怕报复?”吕小丽回答说:“我相信你。但你是大官,住在省城,不能天天来保护我。你在,我们安全,你走了,我们找哪个?”

   此时,省公安厅长崔亚东插话说:“全省群众安全感调查,这个地方群众的安全感祇有59%,全省排后。”石宗源询问在场的5名群众说:“你们5个人,觉得有安全感的人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旁边一妇女插话:“瓮安这里杀了人,有钱就能买出来,政府要搞个水落石出才对。”石宗源说:“杀人凶犯有钱就能买出来,你说了句老实话。公安局长在不在?听见了没有?杀了的娃娃也破不了案,老百姓怎么敢信任你?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但政府不能打击坏人,让老百姓受苦了。瓮安不安,正不压邪啊。”

   在下午和晚上接着召开的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座谈会上,石宗源两次起立鞠躬,向瓮安的父老乡亲道歉。他还厉声痛斥当地领导干部的渎职行为。他说,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没什么感情,办群众的事没什么劲,搞自己的事却很卖力。石宗源又说,两会期间,有记者要他给在贵州的工作打一个分,他打了60分。要是知道会发生瓮安事件,就祇会打50分,不及格!他强调说,在瓮安和贵州,最重要的工作是改善民生。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他大声问大家:“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不该下课啊?”代表委员激动地齐声应答:“应该!”石宗源说:“对!该下课地统统下课,决不姑息!”后来,若干地方官员被免职。

   7月19日,云南孟连县胶农聚集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在冲突中,40个民警和10余名胶农受伤,警察对胶农开枪射击,导致两名胶农中弹死亡,此两人恰好还是父子俩。素来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不得不拿起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一悲剧事件的背后,是胶农与橡胶企业及地方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当地的许多党政官员在橡胶公司占有大笔股份,在处理胶农与公司争端的时候,自然站在公司一边。因为保护公司的利益,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政府就失去了行政中立的立场,变成唯独为企业家“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则不惜损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于是,基层警察为了贯彻地方官员的政策,便轻率地使用武器,枪杀两名群众。事件发生之后,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地方官员说:“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这样的话居然是一名省委副书记自己说出来的,乍一看还以为是“敌对势力”的造谣呢。

   11月3日,由于“份钱过高、加汽难、黑车屡禁不止”等原因,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通过信息的传播,遂成为一公共事件。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当地出租汽车司机对话。薄熙来以当地政府最高官员的身份,跟出租车停运事件各方主体进行对话,此举为当地市民所赞赏。有学者评价说,“政府对这一危机的处置,为转型社会中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时候如何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树立了一个典范。”、“地方政府正视百姓的利益表达、审视自身工作缺陷的公共理念在提升”。

   薄熙来在此次对话中首先承认政府应当承担责任。他说,对这次停运,广大出租车司机是事出有因。从政府来说,首先要检讨自己的工作,要反躬自问,研究哪些方面做得不足,哪些方面做得不好。此后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主要在倾听司机代表的发言,并向司机代表作出了一些承诺。这一举措立刻引起当地市民的热议,因为这对于市民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中国公民还从未受到此种公民待遇:第一,这是地方最高领导人首次与低层利益诉求群体面对面的座谈;第二,这次座谈内容完全公开,新华社及重庆主要网站、广播电台、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了这次座谈的全过程。

   重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尚未完全平息,海南三亚的出租车司机又继之而起。三亚当局也采取了与重庆相似的方法来缓解矛盾。11月11日,针对三亚出租车罢运事件,三亚市委、市政府召集交通局、出租车企业代表和司机代表等开会协商解决方案。罢运的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代表共有12名参与座谈,的哥代表重复了此前的诉求,希望政府解决问题。出租车司机们说,之所以此前未派出代表,主要害怕打击报复。出租车司机反映的问题仍集中在“份钱”过高、黑车泛滥等问题上。

   三亚市代市长王勇在座谈中,主动向出租车司机道歉,表示政府理解司机们聚众上访的原因。他指出,出租车企业必须从12日开始按市政府指导价执行,平均每月5700元,多收的企业必须分文不少地退还给司机。王勇还指出,公司、司机、交通部门协商规范合同文本,法制办把关,合同中不能存在霸王条款,他还要求成立执法小组打击黑车,保障正规出租车的权益。

中共高级官僚群体的变化

   以上四起事件,虽然政府的处理结果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与中共当局此前一直强硬顽梗、苛政猛于虎的传统做法比较起来,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此前一发生类似的事件,当局的首要反应便是刁民犯事,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政府的威信受到挑战,所以一定要强力镇压。中共的官员们从来就不习惯与老百姓对话和谈判,他们何时将老百姓放在眼里?谁能想像到,封疆大吏们会向百姓鞠躬道歉呢?谁能想像到,中共的高官会公开谴责召集的部下们“不如跳河算了”呢?在此背景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和忽视这一小部分中共官僚的“灵活性”。

   以薄熙来而言,他此前在大连执政期间,作风极其强势与强悍,俨然是一地的土皇帝,很多政策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根本不听其他官员的意见,更不用说搜集民情与民意了。但此次在重庆处理出租车罢运事件,他并没有因为此事件影响自己在重庆的政绩而恼羞成怒,反而主动召集与司机代表的对话,并指令当地媒体全程报道。薄熙来此举固然一定的作秀的色彩,但这种作秀理应得到民间的鼓励。而作为贵州省委书记的石宗源,以前在宁夏担任一把手和在新闻出版署担任署长期间,施政分割也相当强硬,新闻出版署被其整治成为“不准出版社署”,他发布起查禁新闻和图书的命令来,从来不曾含糊过。当他遭遇瓮安事变的时候,却一改此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思路,作出了愿意与民众和解的姿态,并一定程度上开放媒体报道,让媒体大肆报道他是如何斥责当地官僚的,以此来缓解民间的怨气。

   在我看来,薄熙来和石宗源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他们个人性格和人品上的进步,而是他们看到中国社会迅速变迁之后,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他们的变化,代表著作为一个统治集体的中共高级官僚群体的变化。换言之,中共在今天的中国不能完全实现昔日“全能政治”式的、全方位的控制,中共的统治力量正在急剧衰减之中。以最高统治者而论,邓的权威远不如毛,江的权威远不如邓,胡的权威更是不如江,胡充其量祇是一个“维持会”的“会长”,根本不能充当霸气十足、俾倪天下的独裁者的角色。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共,也不再是驱动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引导者,而落伍成为被社会拖着不得不往前走的平庸的统治集团。中共不是不想用强硬的手段镇压民众的抗议,但在经过精心的算计之后,发现镇压的成本相当巨大,镇压不仅不能杀鸡儆猴,而祇能得不偿失。于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他们放弃了毛泽东时代“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施政方式,转而采取一定限度的妥协,以此继续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

   那么,中共的这些柔性的变化,是否会奏响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呢?迄今为止,尚不能作如此乐观的展望。因为这些变化并未获得制度性的支持,也未能产生全国效仿的效应。而在其他一些官民冲突事件中,更多的官员仍然呈现为“以不变应万变”的、刻舟求剑式的愚蠢与固执。如杨佳杀警案,本来是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此案件并不涉及所谓的“国家机密”,作公开、公正的审理完全可能。让杨佳的母亲站出来说话,让那些对杨佳施加过暴力的警察们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此而行,不仅能缓解民间舆论的批评,而且能够遏制中国社会日渐嚣张的暴戾之气。但奇怪的是,被许多人看好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振声在此案中却无所作为,任凭上海警方胡作非为,最后大大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又如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女童案,深圳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居然作出“林嘉祥在此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结论,认为其行为属于“醉酒后对未成年女童做出双手搭肩膀靠脖颈处的不当动作,使陈小朋友有被‘掐’的感觉,受到惊吓,心灵受到伤害,属于在公共场所举止失当、行为不检”。林嘉祥虽然被免职,却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调查过程中,关键的录像资料不翼而飞。可见,当局为了保护一个道德败坏的林嘉祥,而不惜鼓励更多的官僚踌躇满志地走在成为下一个林嘉祥的道路上。这一结论让公众再度丧失了对警察部门的信心,让人们更加确信“官官相互”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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