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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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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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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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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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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来源:纵览中国
    刘晓波被抓走和零八宪章发表之后,北京市朝阳区国保部门的赵警官多次打电话约我“聊天”。当我还在美国开会的时候,他便将电话打到了我的具有漫游功能的手机上。奥运前夕,便是这名赵警官约我见面,提出奥运前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奉命派专人和专车“护送”我出行,希望我能够接受此种“服务”。我家所在地派出所的钱警官还“好意”地说:“你可以节省大量的汽油呢,现在的油价这么贵。”
   
   这几年来,国保方面都是这名赵警官与我打交道。我对他的态度是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既尊重他作为警察的权力,也从不掩饰我个人的观点与看法;我一般不将这些负责“执行命令”的基层警官当作是“仇敌”——除非他们非要“立功心切”而“拿着羽毛当令箭”,越俎代庖地去干那些上级没有命令他们干的坏事。
   

   这些年来,我与若干负责监视、跟踪和“护送”我的年轻警察有过一些接触,发现他们当中奉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生观的人居多。很少有那种完全被中共洗脑的、忠心耿耿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有一名年轻的国保警察对我说,这项工作没有什么意思,当时到此部门,不过是要获得一个北京户口而已;这个部门在公安系统内部属于“边缘部门”,没有多少油水可捞。还有一名更年轻的国保警察对我说,他虽然是共产党员,却并不信仰共产主义——这年头,谁还会这么傻呢?无疑,即便是作为中国的“克格勃”的国保警察,也早已失去了从事此类工作的“荣耀感”。相反,他们像“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也许因为他们从事此类“特殊工作”,涉足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资料与信息,反倒比一般民众更清晰地看到了中共的本质和中国的现实。在苏联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许多从党内“反出来”人物,往往便是以前的秘密警察头子。他们比其他人都更加深切地知道,旧有的体制已经不可救药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在我家所在小区的警务办公室里,我与身穿便服的赵队长及另外一名身穿警服的警察对话。从头到尾,说话的都是赵队长,另一名警察一言不发。两人都在笔记本上仔细记录我的谈话,但最后并没有让我在上面签字。
   
   赵队长一开头便向我解释说:“此前有几天若干警察和警车你家楼下巡逻,并不是针对你的。当我看到外电的报道之后,专门询问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说,是因为那天小区内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所以全副武装的巡警才出动。”他还说:“即便你在家,我们也不会如此行动,我们的警力也很有限啊。更何况你又不在家里,我们不会如此兴师动众。所以,你对媒体的表述不符合事实。”
   
   我回答说:“你不是说不知道我出国了吗?那又如何知道我不在家中?不过,既然你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愿意相信你一次,但愿这只是一个巧合。”
   
   赵队长接着便询问零八宪章的起草、组织和签名的过程。他询问说:“这份文件是谁最早起草的?你是如何在上面签名的?”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份文件的起草和组织过程,我是在一次饭局上从张祖桦那里看到文本的,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基本认同这份文件的观点,便答应在上面签名。我个人还就宗教信仰自由部分提出过一些意见。这部分意见在最后的定稿中并没有被充分采纳,对此我在最近写的《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一文中有过详细的表述。
   
   赵队长说,他看过了我在网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你回国来之后这几天很活跃啊,写了不少文章”。
   
   我回答说,你们把晓波都抓走了,我当然要不断地写文章呼吁,直到他重新获得自由为止。我知道我写几篇文章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但我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天晓波不得自由,我就会继续写下去。
   
   赵队长又问:“那么,你不是亲自在文件上签名的,而只是口头上同意的?”
   
   我回答说:“这两者对我来说没有根本的差别。据我所知,这些年来若干次签名都是如此,都是大家口头同意即可,并没有一个你们希望发现的、上面有所有人亲笔签名笔迹的‘原始文件’。我今天在这里仍然要强调,我认同宪章的基本观点,我愿意参与签名活动,即便为此而付出任何代价。晓波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也愿意付出代价。”
   
   赵队长接着问:“你是如何看待宪章的?”
   
   我回答说:“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写了,你再去看看吧。我认为宪章是一份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文件。宪章中没有任何推翻和打倒共产党的字眼,我希望当局能够仔细阅读和考量之。当局应当采取两种好的回应方式:一是在所有媒体上发表此文件,让民众都能自由地参与讨论,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写文章批评,也让批评的意见发表出来。我们要相信老百姓的判断力,如果这份文件的观点是错误的,让老百姓认识到它的错误难道不更好吗?二是敞开大门与宪章的部分签名者对话,要建立起一种官方和民间的对话机制来,不要动辄将对方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要充分去了解签名者的意见和看法。不是用今天你们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不是让警察出面来了解,而是让行政、司法、党务、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官员都参与进来,与民间社会的代表作交流和沟通。当然,我也知道,当局不可能立即全面接受宪章中的建议与呼吁,但至少可以采纳其中的部分意见,并以此释放出一定的善意来。宪章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一次良机,再也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了。”
   
   赵队长说:“这是你的看法吧?难道你不认为你们在这个时刻抛出宪章,破坏了即将来临的建国六十周年的和谐氛围?为什么你们要在网络上发表,而不通过正常的渠道传递给有关部门呢?我认为这份文件的内容有严重违法的地方。”
   
   我回答说:“我的看法与你不同。我认为,当局只有接纳这份文件中的若干建议,中国的稳定与和谐才可能实现,打压不同意见不会有稳定与和谐。这份文件的起草、组织和签名,都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公民履行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些行为并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至于说‘正常渠道’,什么是‘正常渠道’呢?人大和政协是‘正常渠道’吗?哪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愿意将此文件作为提案在大会上提出来呢?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正常渠道’,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正常渠道’可以吸纳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是官方的责任,而不能归罪于民间。民间在没有‘正常渠道’的情况下,只能在网络上发表之。更何况文件还没有发表的时候,你们便上门抓走了刘晓波。”
   
   赵队长接着问:“你对刘晓波被抓是什么看法?”
   
   我回答说:“我和刘晓波是好朋友,我对他非常了解,他是一位理性的、温和的独立知识分子。你们将他抓走,是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和平的方式推进,我们反对暴力革命。如果当局连温和改革的道路都不愿选择,那么中国社会的危机便会愈演愈烈,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司法不公等,最后只能催生更多的用杀戮来寻求正义的杨佳式的人物。”我告诉赵警官,我和刘晓波对杨佳案件的看法相似,我们认为杨佳应当得到公正、公开的审理,司法机关在杨佳案中的表现极为恶劣,让民众对司法丧失了信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认为杨佳通过杀人便可以获得正义,杨佳不是大侠,也不是英雄,我们谴责任何的杀戮行为。正是因为后一种观点,我们受到了许多激进人士和愤青的辱骂。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在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暴力革命思潮与拒绝变革的中共当局之间,保持渐进和改良的立场。
   
   赵队长解释说,抓刘晓波不是他们下面的人的决定,是高层的命令。警察只能奉命行事而已。
   
   我继续与之讨论说,如果当局不能接纳零八宪章、不能宽容刘晓波,那么杨佳便会成为更多失望乃至绝望的老百姓的选择。我同意我的朋友、维权律师滕彪的看法:“杨佳案表明中国社会的冲突、官民的矛盾在加剧,这样一个暴力杀警的行为,在民间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同情;对处死杨佳,民间表现了广泛的质疑和愤慨,这非常值得深思。……在民间普遍同情杨佳的背后,也蕴藏着一定的危险,那就是对暴力的迷信。……我不能赞成这样一种选择,从整个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说,广泛的使用暴力只能使这个社会倒退,暴力产生的是暴力逻辑,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政治制度,不能够建立在复仇和暴力的基础之上。”我也希望具体执法的警察们对此有更多的反思。
   
   赵队长又问:“你去看望了刘霞?还与警察发生了摩擦?是上周六去的吗?是我上午跟你打过电话之后去的?”
   
   我回答说:“我是去看望了刘霞,给刘霞送了些水果去,难道这也不可以吗?刘霞又不是犯罪嫌疑人。”
   
   赵队长说:“平时当然没有问题了,但你也要考虑到这是特殊时期,刘晓波刚刚被抓走,你去很敏感。”
   
   我反问说:“哪条法律规定了我不能去探望刘霞?如果你们向我出示一份正式的文件,说不准去探望刘霞,那我就不去了。那天门口的那个自称海淀分局的警察,态度及其恶劣,对待我们像对待囚犯一样凶狠(即使对待囚犯也不能如此凶狠),且拒绝出示警官证。我当然不会给他证件看了。我将去北京市公安局信访部门投诉他,他的警号是038540。”我同时将记载此警号的纸条递给赵队长,希望他记录下来之后汇报上去。
   
   最后,我问赵队长说:“你有没有看过零八宪章的文本?”
   
   赵队长说,老实说,没有看过。一则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二则是网上都查不到了。接着他还发了些牢骚,说他每月只有三千元工资,在北京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还经常周六周日加班。每天下班后回到家里,还要辅导孩子的功课,还要规整家务,忙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我便建议说,有机会还是要看一看文本,如果没有看过便轻率地发表意见,不符合共产党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赵队长的处境,我心中其实深表同情,他们这样的人也是当局愚民政策的牺牲品。他们的工作强度与工资收入确实不成正比。但是,在当下的一党专制体制下,警察也是受害者,警察也没有维权之权利。在欧美国家,警察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有向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甚至有罢工的权利。如果赵队长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警察,他理所当然地可以参与工会的活动,在与政府的谈判中使自己的薪水得到提升。
   
   所以,零八宪章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包括赵队长这样奉命来对宪章的签名者施加压力的警察(结束谈话的时候,赵队长“建议”说,今后你不要再与宪章有任何关系了),如果宪章的内容在中国得以实现的话,赵队长的若干切身利益也会得到切实的保障,赵队长的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明显的提高。职是之故,我个人估计,以警官的身份,赵队长不敢支持与认同宪章;但是以公民的身份,赵队长在内心深处未尝不赞同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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