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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袁偉時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一文

評袁偉時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一文


湘西黃碩雄 2008年11月9日


讀了袁伟时「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一文。說「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袁某把「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說成是受中國文化,儒家思想的影響,筆者試作一點回應。


袁某說「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万8千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当时正值所谓 “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據筆者所知歐洲人航海是海盜式的掠奪,屠殺瑪雅人、印第安人、毛利族人…,販賣黑奴,如果喪失這樣的機會,筆者就很為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自豪。


「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


筆者認為彼得大帝同樣是一個侵略型的皇帝,都是年年征戰,這就可以理解到人民的生活狀況,亦為日後俄國革命運動的慘烈埋下伏線。聽說西方的曆法是以太陽為中心,頗多科學家的論證對宗教信仰有抵觸而受到迫害,袁某認為中國皇帝對這樣的「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再說滿清皇朝以外族統治大多數的漢民族和各少數民族,「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未必符合統治者的需要!


「1793、 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爷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 “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


筆者認為當時對世界的認識仍然有限,並不是「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和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試想「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但最後送來的是「鴉片」和各種的掠奪…,袁某認為這是「和平通商」…,不是對歷史沒有認識嗎?「中国当时的制造业(絲綢、瓷器…)」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但袁某有沒有想到英國的產業革命對「無產階級」的壓榨,才有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難道袁某認為英國當時不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嗎?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


的確「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但請問袁某這與「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扯上甚麼關係呢?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英國是一個海盜著稱的征服型王國。難道「愛好和平」不是中國的優秀傳統,而「海盜著稱」才是優秀傳統…!聽說延續封建皇朝的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在最困難的抗日戰爭時期,就培養多名「諾貝爾」得獎的科學家;孫中山提出「民生主義」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主要條件,袁某有沒有認識到「社会转型这么困难」和「毛共」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有沒有關係呢?


「第二个,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太平天国造反…。20世纪…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筆者對「毛澤東思想」教育下的哲學教授、歷史教授…完全不感到錯愕。試想,「有壓迫就有反抗」這是一個基本常識,「造反、內外戰爭、運動和災荒…,這又與「中國文化」扯上甚麼關係!社會發生著各種矛盾,外患內憂,處身在當代的人應該去面對和解決;孔子看到「春秋時代」的禍亂而提出自己的見解,直到今天還有參考價值。難道聖人預知有洪、楊的上帝會、孫中山「五權憲法」推翻滿清皇朝、毛澤東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種種革命事業而由孔、孟來承擔責任嗎?聖人說「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並沒有指明「血債必需血來償」不是給後世點起了「路燈」嗎?今天「聯合國科教文組」稱孔子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共產主義不足百年而毀,說明了馬、恩、列、斯、毛、袁某一類即使生長在春秋、戰國時代,思想上都不可能超越孔、孟!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筆者認為把《大清律例》視為中國文化或儒家思想,是不能苟同的。以極少數的滿清貴族統治多數的漢民族,他的《法典》或多或少都有著一定的岐視性和壓迫性。「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袁某以今天複雜的社會結構去看古代簡樸農業社會組織並不正確,在五十年前那些老年人彼此有爭執,經常會以「舉頭三尺有神明」以示自己清白無愧,或者在「關帝」前起誓,並未如今天的人懂得為自己的罪行狡辯…,就可知所謂「民法、刑法」有多大的差異。孔、孟並沒有教人嚴刑迫供。筆者相信今天所認識的「民法、刑法」在中古歐洲社會未必不會發生,在火燒「異教徒」試問是甚麼《法典》!在上帝賜與會說話的畜生而「販賣黑奴」,林肯與以解放,黑奴仍然受到超越百年的岐視…,袁某認為這是「民法」還是「刑法」?袁某說「宗法专制…」。其實「宗法」是按照血統遠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任何「制度」始終是「人」的問題,作為「族長」生了一個弱智兒或不俏子,難道會付與所有繼承權,讓他迂腐無能,欺霸橫行嗎?相信不竟還是才、德者居之。何況各處郷村各處例。「宗法制度」止是區分等級身份和地位大小,由是有嫡、庶欺霸,爭奪權位等情…。袁某把「毛共」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套在「宗法制度」說成「宗法专制」是不對的。一位貧農說地主是同一個「太公」並沒有欺霸人,但沒有可能不積極參與「毛共」的階級鬥爭…;毛共這種「階級鬥爭」與「親情次序」有著天淵之別,說明袁某對「宗法制度」一點都不懂。中國人在孔、孟的儒家思想主導下,「納國家於倫理,合法律於道德,而以教化代政治」在歷史上的成功是無需爭辯的。試看歐洲分裂成數十個國家,中國民族眾多,語言複雜而成為大一統的中華民族,都是鐵証。袁某認為今天社會風氣喪盡天良,殘民自肥…,不是「修身」有所不足嗎?


「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皇帝按照皇帝规范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


筆者認為英國《大憲章》有著歷史的背景,基督教與回教達千年戰爭同樣有著他的原因。不可能和中國的政治制度相提比論。中國古代有造紙、印刷術、火藥、絲綢、瓷器…各種先進的發明,亦必然有著一定的政治開明性。而所謂「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在「春秋、戰國時代」隨時可以撕毀。毛澤東說「民族壓迫就是階級壓迫」。或者在「回族地區」受到比較歐洲更嚴厲的鎮壓無法一如「十字軍東征」…;但試問在滿清之前不是有五胡十六國、西夏、遼、金…,何以魏孝文帝甘心於漢化呢?袁某認為中國皇權沒有《約法》所以比較英國更專制,那麼英國何以沒有中國的「四大發明」呢?英國《大憲章》用在中國禮樂揖讓的教化上就毫無意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根據司馬遷的解釋,「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用現代語言解說:「當國家領導人;驕奢淫佚(逸),不象(像)國家領導人,人民會起來革命。當公務員;不象公務員,沒有真正為人民服務,會被處刑責。做父母;沒有盡父母的責任,是喪心病狂。為人子女;胡作非為,就不會有孝道…。」如果說「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筆者認為罪不在孔、孟。難道滿清以外族的統治,朝拜者都加上「馬蹄袖」狀如畜生的仆伏,又是孔、孟教出來的嗎?雖知滿清皇朝用「朱熹注解」的《四書》配合皇權統治,並沒有肯定孟子「民貴君輕」的見解。說「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顯然天子或尊長說得合理,處處是人民的父母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何來會發生「抗上」呢?相反,以天子為中心的統治集團驕奢淫逸,「君;不君,則犯。」人民起來革命,這又是不是「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呢?」袁某能夠明白他的實質邏輯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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