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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南海的真正“敌人”在哪里?——《零八宪章》遭打压启示

年前,就在“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中国官方大谈“中国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先生与张祖桦先生,却因起草《零八宪章》,提出修改宪法、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19项温和的建议,被官方视为大敌当前新动向,极其荒唐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抄家、传讯与刑事拘留,继而又在全国各地对签名者以同样的罪名传唤骚扰,至今未能停歇,招致国内外舆论大哗。公民提出一份如此温和的建设性宪政建议,不仅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和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且也符合胡锦涛提出的“公民有序参与”主张,何以令中南海的权力首脑如此紧张,急急判定为国内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图谋颠覆国家政权,要在全国布网,寻找“和谐社会”的政治“敌人”,然而,中南海的真正“敌人”究竟在哪里?以至于当局不惜背负在人权问题上言行不一恶名,在世界上再一次展示中国最高政治枢纽——中南海的权力首脑,依旧患有四面树敌的恐惧症。在那个传承龙图腾的红墙大内里,不是一直自称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策源地吗?又从哪里生出了如此以公民提出建设善意为敌的怪诞意识来?
   
   敌对意识的来源
   
   毛式左派柳鲲鹏,曾在左派网“乌有之乡”提出“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是什么?”的问题,一度曾在这个阵营引起争议。左派们纷纷赤壁上阵学着毛泽东的腔调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能不能强大的首要问题。”如今看来这个问题也成为了中南海当政者的首要问题。

   其实,共产党本来就自视为左派,受孕于马列主义,天生具有敌对意识。在历史上,共产党的诞生就是作为资本世界性自然扩张的敌对者,要大搞阶级斗争,进行暴力革命,并通过夺取政权来改变经济自然发展规律,以垄断所有经济与政治资源的。它的原本使命就是没收一切私有权利与自由。因此私有权利与自由,就成为了共产人的的天敌。中共建制初始就崇拜斯大林主义,偏执于阶级对立,不断借意识形态加工“政治敌人”,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打击体现私有权利与自由的“敌对势力”斗争,始终认为暴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手段”,“坚持残酷的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由此给人类留下了用意识形态不断“加工”敌人的“红色记忆” 。
   中国的红色意识形态阶级斗争,途径反右、文革,直至“6、4镇压”,竟把全国性的学生爱国运动加工成“暴乱”,大批爱国学生被视为“敌对分子”通缉或下狱;甚至21世纪到来后,仍在全国将崇尚“真善忍”的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及追求自由的异议人士逮捕判刑。中共建制前,曾与国民党人浴血奋战,不共戴天;建制后,不仅在社会上加工出封资修、黑五类等敌对势力,而且要在党内大抓叛徒、内奸、“走资派”和“反党集团”,甚至一度在文学作品中也不能写“中间人物”,整个社会就是在中共首脑如此“你死我活”的对抗思维和不断加工敌人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秩序与制度。因而它怎么可能容纳异己?又怎么可能不“反右”、“反自由化”和“6、4”大镇压?
   
   毛后三代领导人的敌对意识
   
   在共产党的主观世界里,敌人无处不有,“敌对势力” 无处不在的,而且“长期存在”,国际上有,国内也有,中共通称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这种提法至今未改,而且划定的范围越来越广:民运人士、法轮功、家庭教会、自由知识分子,以及主张西藏、台湾、新疆、内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独立倾向的所有人,都被划为“敌对势力”,甚至连用中共现行“法律”维护自身或民众权益的维权者,也被划为“敌对势力”。如今,那些赞同《零八宪章》体制内外的温和干部、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百姓,也都成了“敌对分子”。正如《零八宪章》签署人徐友渔先生所言:“有人想把中国的合法公民变成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的臣民,妄图强加给他们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人要把祖国忠诚的儿女打成国家的敌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南海权力首脑的敌对意识依然如昨。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中央早就讲过,对各种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动,从来主张不能放纵他们,不能听任他们胡作非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最近这几年来,除了十年动乱不算以外,我们一直坚持对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 (《邓小平文选》第2卷372页)。而江泽民则在所谓内部讲话《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一文中又赤裸裸地指出:“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不断发展、日益富强。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不会改变的。这些年来,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等向我们发难。他们还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4页)。如今作为邓小平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又指出,“在国际反动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现实斗争面前,在西藏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严峻形势面前,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西藏日报》/中国西藏新闻网2008年3月18日)。最近,胡锦涛又更借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再次强调“四项基本原则”,视“西化”、“分化”为“邪路” 。而200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则发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文章,直言不讳地要重燃意识形态斗争的狼烟。由此可见,中南海里的政治意识,至今无法摆脱敌对意识之困,常常不由自主地激化阶级矛盾、制造革命对象。这似乎已经成为了这个党的最基本政治职能。
   
   “敌人”是个意识形态的概念
   
   在任何从“选票箱”里诞生的民主法制社会里,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没有政治意义上的敌人。“敌人”本来就是个意识形态的概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伯杰说过:“想把对方变成敌人,他便会变成敌人”。这话读来平平常常,但其中蕴含着极其深刻的哲理。例如大陆那些法轮功善男信女们,本不关心政治,只是按他们的信仰平和地修行练功,但江领袖却一定要把他们加工成“邪教组织”,予以残酷镇压,结果被他一手制造成遍及海内外的最大“敌对势力”,成为中共再也无法排解的心头大患。
   人与人之间本是同类,不是敌对关系,但你要唯我独尊、独霸,在立场意识上敌视要求平等分享利益与权力的对方,对方就会以敌视还报,因而便会产生敌视与敌视的对立,敌人也就这样被在观念中“加工”出来。如今中共胡温第四代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这从文意上看似乎是要否定敌对意识和斗争哲学的。然而,中南海的权力大脑里,并未从本质上认识到,资本运动的世界性扩张,必然要推动平等分享利益与权力的普世价值全球化。胡温当局在接纳资本运动的世界性扩张的同时,却又拒绝普世价值降临中国。在中南海视角里的“敌人”和“敌对势力”,其实就是真正代表、体现了资本世界扩张的自然规律,和按市场自由契约、等价有偿法则建立起的财富创造与分配秩序,以及公民普选、权力制衡和体现人性自由发展制度的社会要求。这样一种社会要求,必然要与天生具有“阶级敌对”意识,要没收一切私有权利与自由的苏维埃式的党性世界,每日每时发生着矛盾与冲突。
   当今世界,苏维埃式的红色暴力革命与暴政统治病毒,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有效杀灭与控制,不少民族与国家,都经历了主动、被动地经验这种主义实践带来的血腥与暴戾。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象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红祸”,特别是那些前苏维埃式的国家,更是如同手术摘取体内毒瘤一样排斥它。如今世界总体和解,其现代化盘整的脚步已经兵临中南海城下,但世界却表现了对中国拒绝普世道路的极大忍耐与宽容,而今也不过仅仅是以《零八宪章》这样的橙色警报方式警示(没有《零八宪章》这样的方式,也会有另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中国要资本家剥削却不要独立工会的发展模式是一条死路。其实世界的辩证法使命始终都充满了善意,没有阴谋也没有颠覆。
   
   中南海的真正“敌人”就在自己的头脑里
   
   中共领袖们总是想改造世界,但从没想过要改造自己。其实世界一直是在循着自己的逻辑在变——列宁塑像倒了,柏林墙也倒了,世界变得更温和了。然而,中南海首脑的敌对意识与僵化思维方式却至今也未变多少。本作者在10年前发表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急需转变 ———头脑是社会变革的第一战场》一文中写到:“头脑是社会变革的策源地。头脑样式将决定我们的世界样式。思维方式变革,才是社会变革的第一阵地。只有全新的思维方式,才能导致全新的行为方式;只有全新的行为方式,才能导致全新的社会活动;只有全新的社会活动,才能导致全新社会活动的结果——全新的社会管理规则、制度与秩序。”如今中南海的大脑里仍充满了“敌对意识”,普世价值、文明主流就都成了他的“敌人”。尽管这些年来中共领袖们满口“思想解放,改革创新”,高喊“双赢外交,和谐世界”,甚至也对西方领袖频繁握手,热情拥抱。但一旦人家提及人权民主,中南海的权力大脑便紧张起来,不由自主地放射出本能的敌视与排斥。而如今当局不顾国际舆论,抓捕主张温和的刘晓波先生,岂不是最新一次以普世价值为敌的世界性宣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共首脑的思维方式还如此僵化,仍习惯于对抗社会那种“非黑即白”、划分敌我的对抗意识,这又怎么可能赢得一场全新的社会变革?
   古语云:“民胞物与”,世上本无敌。中共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的心态;就是被苏维埃式的革命暴力、专政、斗争意识形态长期操纵与扭曲的大脑意识。如今,那么多前苏维埃式国家的领导人,都已走出了“你死我活”的对抗意识死角,《零八宪章》也寄予中共自我变化以期待,但执政当局却至今困守“四个坚持”窠臼,可见他们自己就是问题的本身。行文至此,中南海的真正“敌人”究竟在哪里的结论已经很明确了——其实就在中南海领袖们的大脑里。(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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