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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吗?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原《新观察》杂志主编,中华学人联谊会创始人戈扬女士1月18日凌晨病逝于纽约的法拉盛医院,享年94岁。消息传来,我们在震惊与伤痛之余,是不是也应当问一下自己:是否还记得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呢?

   今天我们都在忙于回顾与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但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八十年代是最为重要的时期,而那个时期中,一批年轻的时候为了中华崛起的理想投身中共领导的民族革命,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摧残,并逐渐觉醒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利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他们掌握的一定的话语权力,积极推动思想解放,针对很多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并向社会提出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口号。我们称之为“新启蒙运动”。这个运动以1989年出版发行的《新启蒙丛刊》为阵地,而代表人物中,就包括戈扬女士。

   这一批人,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几乎全部积极投入,而在中共血腥镇压之后,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遭到了政治清算;有些流亡海外;有些投入监狱;有些打入冷宫。而那些流亡海外的,大多数至死也没能再回到故土。已经在海外去世的这批人,包括了:王若水,王若望,刘宾雁等人,现在,又加上了戈扬。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由于他们长期流亡海外而且中共极力封锁任何有关他们的消息,国内年轻一代对于他们,对于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已经不再了解。这不仅是历史的缺席,是他们个人的遗憾,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遗憾。我更要指出的是,这样的遗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原因何在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了所谓“改革”存在的严重问题,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模式如果没有深刻的反省和检讨,我们就不可能针对未来社会转型提出更加清醒的方案。而要做出这样的反省和检讨,我们就必须看到,八十年代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改革派提出的改革思路,与九十年代以后以经济学家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提出的改革思路,存在很大的差异。厘清这些差异,重新比较这些差异,可以让我们看到1990年之后的改革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差异和问题,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我的重点是:如果在我们的反思中,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缺席的话,我们的反思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我们已经不记得戈扬,王若水,刘宾雁,包遵信等等这些名字,那我们是没有资格继续向前走的。这已经不仅仅是记忆的问题,更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

   今天中共提出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以人为本”,其实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这根本都是抄袭当年启蒙运动提出过的主张。既可笑而又沉痛的现实是,中共今天继承了戈扬一代人的主张,等于承认他们当年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又依旧把他们当作敌人,拒绝让他们回国,这样的逻辑混乱暴露了今天的中共没有任何中心思想的本质。而作为公民社会成员的我们,在悼念戈扬的时候,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历史中为中国找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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