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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志永回来。通过他的记述,我们看到了卢沟晓月版的亡命天涯:“我带老人沿着路边走了几百米,在一片比较荒凉的地带,我让老人先躲起来,我观察了一会,看没有人跟踪,走过去塞给老人100元钱,问他有没有把握逃离,他说没问题,我说我们只能帮到这里了,再见。目送老人消失在夜幕中,我突然眼睛酸酸的。”
   
   老人究竟有没有被追上或者被绑架?黑监狱里其他上访者命运如何?警察、黑狱头目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合法化危机?且听下回分解。
   
    三
   
   2008年最后一天三鹿案件开庭,我和志永从石家庄法院抗议回来,在公盟办公室亲切会见了王新甫、张小玉一行八九人。通过王新甫的讲述,我们知道,他在黑夜的寒风中孑孓而行,乘上公交,安全抵达某5元旅社。
   
   如果能够听到黑狱司机的讲述,大概是这样的:(河南味儿的北京话)“丫两个戴眼睛的故意挡住车,窝火!真想撞死丫挺的,在派出所门口又不好意思。路上黑漆漆的,老头儿跑的又快,上哪儿去追!”也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想看看派出所门口挂的灯笼上的关公的胡子到底是单儿还是双儿,可小李子突然来了尿儿,要我拉他到树底下放水,两个神经病把车给挡住了。”这件事儿提醒我们,对一件事儿的讲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视角和偏见,看《罗生门》和宪法序言时得有这根弦儿。
   
   又跑题了。当时我在派出所做笔录,张小玉来电:有六个人已经获得了自由!这样,我们的这次“非暴力进攻行动”(唐荆陵前律师语)就取得了救出7人的阶段性胜利。还有些访民想出来,但被黑监狱继续关押。
   
   12月31日在公盟办公室,张小玉说:我太感谢你们了,我被抓进去当晚就生病了,咳嗽,发高烧,他们不给药吃。如果不是你们,我就没命了!访民控诉,有人病得不轻,在里面每天尿湿裤子。里面吃的是杂汤剩菜,猪食似的,不像人吃的饭!关了15天了也不给牙刷,给他们钱让他们帮着买个毛巾,也不给买。……
   
   我向给我做笔录的王姓警察强调:那些人既不是公安部门,又没有合法手续,非法剥夺访民的人身自由,显然构成非法拘禁罪,我们要求对此进行刑事立案。我们多次要求调查犯罪现场,了解更多受害者的情况,但警官置之不理。(记录时却写成了“警察因有其他任务,对我们的要求未予拒绝。”我早就发现警察笔录里面的猫腻很多,虽然未必是颠倒黑白,但歪曲被询问者的意思是经常出现的事情。法庭的笔录也是一样。由此出发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硕士论文,对此课题有兴趣的女研究生,我免费予以指导。)
   
   玉生、仲夏、玉闪、亚娟等几个人到派出所隔壁的饭馆等我们,其余的各自回家。我做过笔录之后,被叫到所长办公室。孔所长说,驻京办的同志想和我们聊聊。我说可以,既然他们还没到,我先去吃饭。席间接到孔所长电话,说驻京办希望和我们对话。
   
   来者何人?正是李敏。她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先向我们道歉。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不管信访工作有多复杂的背景,也不管访民的冤屈情况如何,关押访民的行为毫无疑问构成了非法拘禁罪。不管你们怎么看和公安怎么处理,都应该依法办事。谈了几句,她说让我们等一下,她打电话请示领导。Cl说,下午的整个过程已经被记录下来,我们有渠道和你们领导讲话。我说,你们放了6个人,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放的都是焦作的,现在还有不少来自南阳的人被非法关押。你们必须立刻停止这种犯罪行为。如果能把他们放出来,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谈。我们受的伤都是小事。
   
   她不停地拨电话,搪塞说自己做不了主。许志永讲:我想说的就一点,做人不能坏良心!掷地有声。建议各级信访部门把这七个字作为工作纪律第一条。我又突发蒙太奇想:春节将至,许司令的谆谆教导在各级信访工作者的心灵里掀起了巨大波澜,他们痛心疾首,痛不欲生,痛定思痛之后痛下决心要痛改前非。中央各大信访机构联合向社会征集上联,下联就是许司令的七字真言。本博士的上联最终夺冠。如果您在春节期间来到遍布京城和各信访大县的黑监狱和,将看到大红春联一幅,上书:“行事虽然犯法律,做人不可坏良心”,横批:“接着忽悠”。
   
   ——回到正题,许司令说,你们不要整天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家人遭到了冤屈,四处上访无门还要被关进黑监狱,你怎么想?Cl说,做人要有底线!我说,你们当着我们的面辱骂殴打上访者,你们没有把他们当人看!只要这些访民被你们继续关押,我们就不会算完!
   
   深夜,在黑出租车上得到消息:其余被关押的三十多个上访者从二层小破楼被转移到京宛宾馆,条件显然改善很多。我们很有成就感。用我们疲惫的双眼往前看去,夜正长,路也正远,前面的戏(不能简称为“前戏”)还有很多……
   
   12月28日是老侠生日,本来应该和他一起喝酒的,但被这次探访黑监狱给耽误了。其实我不知道到哪里能找到他,连他住在黑监狱还是红监狱都不知道。只好用以上的文字,遥祝老侠生、生、生日快、快、快乐!
   
    四
   
   上面的结尾不错,本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三点需要补充一下:
   
   第一点。我们在当晚喝酒时商量,每个人都回去写点东西,把自己看到的情况记下来。因为在这个事件中,每人任务不同,经历不同,介入程度不一,视角也不同。这个“视角”,既是指眼睛看的角度,也是指观察者的经验、心理、立场和知识结构。事件对每个参与者的影响也不一样,此次除黑行动是有些人的处女公民行动,对他们的意义就比对酒精考验的许博士的意义大得多。
   
   这是个很好的想法。把每个参与者的描述综合起来,也许能得到对这个事件的全方位的印象,也可以更全面地展示这个事件背后更鲜活更丰富的社会信息。作者不同、体裁不同、文章风格不同,描述的却是同一件事,借助互联网的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可以合成同一篇文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体,史称“彪体”、“发飙体”,又称“黑监狱体”。以这种文体写成的文章,没有固定结构,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统一的风格,没有一致的立场,极端起来可能是个日记散文论文诗歌小说话剧音乐电影的大杂烩。以这种文体写成的文章,不再有文字和行动的区别。文字就是现实的一部分,而现实也成为或者可能会成为文章的一部分。
   
   福柯“同志”说,话语就是权力。胡平老师说,拳头就是权力的话语。哈维尔老人家说,说话乃是无权者的权力。互联网说,想说话你就说啊!
   
   第二点。有人说,这么严肃的话题你怎么用这么不严肃的语调写出来?不和谐。其实我们并没有觉得大义凛然,真理在握,还没怎么着先把自己弄得像夏明翰和活雷锋似的。我们只是一群网民,几个搞不到教育部研究课题的学者,几个以稿子被枪毙为荣的记者,几个苦大但不仇深的访民,几个到卢沟桥头做俯卧撑的待名真相的群众,为了大致相同的目标——打击黑监狱,认识新朋友——走到一起来了。20年前有一句名人儿子的名言:“中国人活都不怕,还怕死吗?”说得多好。不得不死的时候,怕也没用。既然不得不活,何不轻轻松松?如果维权护法成为一件好玩儿的事儿,何愁后继乏人?我给韩寒写的颁奖词里有一句:“在我们这个时代,清醒的行动者是稀缺的,正如来自心底的笑声一样。”萧翰以“快乐的公民”名之,我觉得挺好的。此次除黑行动历时10小时,虽然“险象”环生,但那点儿危险无足挂齿。整个过程我自己没有一丝恐惧,其他人如果有恐惧的话,最多也是一丝而已。虽然有古稀老人王新甫这样的30后,但他对这个事件的理解也很后现代;公民行动团始终洋溢着70后的纯洁、80后的坏笑和90后的胡搅蛮缠。他们的心态和说话方式直接把我的文字风格歪曲成现在这样儿。
   
   第三点。在本文写作完成之前,接到王新甫老人的电话:他再次被抓,现关在菜户营附近的一个黑监狱里。
   
   2009年1月4日
   
   原载《公民月刊》
(公民在行动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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