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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和諧與妥協

   現在這個年代,“和”字非常時髦,什麼和諧啦和解呀,就連今年的北京奧運會也跟著時髦了一番,打出一個碩大的“和”字。

   和諧,最近是中國政府提出來的,源於創建“和諧社會”的倡議。所謂和諧,其含義無非是“有禾入口謂之和,人皆能言是為諧”。但是,對於“和諧”的理解,朝野不盡相同。政府提出的“和諧”,側重點在“和”,只要“有禾入口”就人心安定、國泰民安了;但是民間的重點則在“諧”,強調“人皆能言”。這樣一來,和諧也就不和諧了,在“和諧”的理解和側重點上產生了分歧、有了不同的聲音。

   其實,社會之和諧猶如樂隊的和諧,政府如指揮,社會各方力量如眾樂手,眾樂手之間需要和諧,指揮與樂手之間也需要和諧。整個樂隊的和諧,不能只突出以指揮為主體、和指揮保持高度一致的和諧,也不應只強調以眾樂手為側重的和諧。一個樂隊的和諧,需要指揮的才能,有了指揮的才華才能賦予音樂不同的色彩;一個樂隊的和諧,也需要眾樂手的不同聲音,有了眾樂手的不同聲音,才能演奏出優美的交響樂章。但是,一個樂隊的和諧,其根本來源不在於指揮,也不在於樂手;一個樂隊的和諧,只應依照樂譜,樂譜只有樂譜才是樂隊和諧的依據,只有樂譜才能調和指揮與樂手的不同聲音。樂隊的和諧在於樂譜,社會的和諧就在於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

   關於和解的理念,後於“和諧社會”的提出,似為對政府“和諧”概念的回應。但總覺得“超前”、稚嫩了一些。和解,只有在雙方力量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才會發生;雙方力量懸殊,不可能有和解的產生。北宋末年的宋江農民起義,最後之所以被朝廷招安,就在於水泊梁山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對抗力量;南非曼德拉能夠促成民族和解,就在於他領導的民權運動具有了足於抵抗政府的力量;國民黨和共產黨歷史上的兩次合作,沒有發生在“圍剿”與“反圍剿”時期,也沒有發生在“千軍萬馬過長江”的解放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的合作只發生在雙方力量勢均力敵的時候。曼德拉和南非政府的民族和解,是和解;宋江被朝廷招安,是和解;國共兩黨的合作,同樣也是和解。這種和解,只能發生在勢均力敵的危險關頭;如果不和解,就會出現“同歸於盡”的慘劇,而實現和解,就能達致雙贏。毛澤東關於“《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是一部反面教材”的論述,在現在看來顯然是不符合歷史發展的,似乎只有“你死我活” “同歸於盡”才能顯得壯烈和偉大,似乎是在對一切現在和未來的反政府力量給予“鼓勵”,鼓勵他們只要造反不要和解。

   和解的理念,當然是好的,是具有未來指向性的,但是未達時機的“和解”主張,難免會被人詮釋成“妥協”和“投降”。

   和諧與和解理念的不同理解和表述,也可以被調和,也可以相互不衝突,那就要解決和諧“依什麼而和”的問題、和解“要破解什麼”的問題。只要和諧的理念“依民主制度的建立”而達致和諧,只要和解“要破解一切妨礙民主制度建立的障礙”而促成民族的和解、社會各階層的和解以及朝野的和解,這樣的話和諧與和解也就協調了,各方的力量也就和解了,因為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願望是良好的,並且方式都是平和的,那就是為社會為大家找到了合適的制度。

   

   2008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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