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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大师的悲哀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本周应邀到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题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短短二十几分钟时间里,他概括了有关历史进程,重点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其中尤其令听众印象深刻的是,他特别加重语气,辅以斩钉截铁的手势,断言:“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不短缺的!”究其原因在于:
   
   1, 生产者无积极性: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个人只求平均主义;
   2, 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不是有效供给;

   3, 主管人员无风险,不是作有效投资,反而增加了浪费;
   4, 封闭性经济,资源不能转换。反观日本,靠高技术;瑞士,借助阿尔卑斯山,成功转换其资源以发展经济。
   
   他又分析计划体制不能实现社会公平,这是由于:一是共同贫穷,而最大
   的公平是共同富裕;二是社会成员机会不均等,如有的人不许考大学;三是生产要素不流动,如农民不能离村;四是分配权力被滥用,如招工走后门。
   
    一言以蔽之,原有体制既无效率,又无公平,非改不可,必须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这真是提纲挈领,一针见血,正如节目主持人当面称许的那样:(厉教授)不愧为大师!
   
    然而,为何这并不深奥的道理,要到1978年才被国人认识呢?演讲者没有只字提及。显然其中有难言之隐。
   
    与此相关的是,他谈到改革从何入手时,回顾以往的城乡差别说:城里人的基本生活由政府包了,有粮票、肉票等票证;农村则无。“所以,59-61年饿死了一些人,都是农民。”
   
    听了这句话,不由得感慨万端。那三年仅仅“饿死了一些人”吗?“一些”是多少?三千到四千万哪!学富五车的大师难道对此茫无所知?为什么不敢提及这个千真万确的数字?
   
   说穿了,即使贵为当今体制内首屈一指的知名经济学者,他也不敢进一步挖掘这亘古未有的大惨剧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政治体制的弊端!因为,开讲之初,他就列举了打倒“四人帮”之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之际,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继续文革前计划体制的老路;二是效法亚洲“四小龙”的资本主义模式;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进行调整。决策者认定只有第三条路可行。
   
   基于此,他不能对社会主义说半个“不”字,尽管这个主义在神州大地造成了三、四千万饿死的冤魂,而且当时并非粮食短缺到如此地步。事实上,只要开仓赈灾,或者允许农民外出逃荒,都不会产生那么多的饿殍!
   
   平心而论,厉教授对改革开放不无贡献,他极力倡议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以此“重新构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不过,也正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股份制给少数权贵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这是厉以宁本人无法控制的。在学术研究中不能畅所欲言,研究的成果被某些人用以牟利,这位经济学大师会否对此感到一丝悲哀呢?
   
   应该补充一点,大师未提上述饿死者的数字一事似不应苛责。因为有的研究者提了相关数据后,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人民多好啊,他们宁愿自己饿死,也不去抢近在咫尺的国有粮库!那样的学者就叫做丧尽天良,无疑堪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独有产物。
   
   (0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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