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本周应邀到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题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短短二十几分钟时间里，他概括了有关历史进程，重点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其中尤其令听众印象深刻的是，他特别加重语气，辅以斩钉截铁的手势，断言：“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不短缺的！”究其原因在于：
   
   1， 生产者无积极性：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个人只求平均主义；
   2， 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不是有效供给；

   3， 主管人员无风险，不是作有效投资，反而增加了浪费；
   4， 封闭性经济，资源不能转换。反观日本，靠高技术；瑞士，借助阿尔卑斯山，成功转换其资源以发展经济。
   
   他又分析计划体制不能实现社会公平，这是由于：一是共同贫穷，而最大
   的公平是共同富裕；二是社会成员机会不均等，如有的人不许考大学；三是生产要素不流动，如农民不能离村；四是分配权力被滥用，如招工走后门。
   
    一言以蔽之，原有体制既无效率，又无公平，非改不可，必须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这真是提纲挈领，一针见血，正如节目主持人当面称许的那样：（厉教授）不愧为大师！
   
    然而，为何这并不深奥的道理，要到1978年才被国人认识呢？演讲者没有只字提及。显然其中有难言之隐。
   
    与此相关的是，他谈到改革从何入手时，回顾以往的城乡差别说：城里人的基本生活由政府包了，有粮票、肉票等票证；农村则无。“所以，59-61年饿死了一些人，都是农民。”
   
    听了这句话，不由得感慨万端。那三年仅仅“饿死了一些人”吗？“一些”是多少？三千到四千万哪！学富五车的大师难道对此茫无所知？为什么不敢提及这个千真万确的数字？
   
   说穿了，即使贵为当今体制内首屈一指的知名经济学者，他也不敢进一步挖掘这亘古未有的大惨剧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政治体制的弊端！因为，开讲之初，他就列举了打倒“四人帮”之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之际，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继续文革前计划体制的老路；二是效法亚洲“四小龙”的资本主义模式；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进行调整。决策者认定只有第三条路可行。
   
   基于此，他不能对社会主义说半个“不”字，尽管这个主义在神州大地造成了三、四千万饿死的冤魂，而且当时并非粮食短缺到如此地步。事实上，只要开仓赈灾，或者允许农民外出逃荒，都不会产生那么多的饿殍！
   
   平心而论，厉教授对改革开放不无贡献，他极力倡议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以此“重新构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不过，也正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股份制给少数权贵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这是厉以宁本人无法控制的。在学术研究中不能畅所欲言，研究的成果被某些人用以牟利，这位经济学大师会否对此感到一丝悲哀呢？
   
   应该补充一点，大师未提上述饿死者的数字一事似不应苛责。因为有的研究者提了相关数据后，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人民多好啊，他们宁愿自己饿死，也不去抢近在咫尺的国有粮库！那样的学者就叫做丧尽天良，无疑堪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独有产物。
   
   （08-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