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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重庆理应宣扬

   
   由于“成王败寇”的传统观念,原属四川省的重庆,近六十年来知名度远不如陕北的延安,港人对之就更加陌生了。
   
   然而,就现代史而言,国人绝对不应遗忘这座有“雾都”之称的山城。“都”在这里指“陪都”,因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于此。自1937年末至1945年9月,将近8年时间里,它曾经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来说,其贡献是延安根本无法比拟的。
   

   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本周凤凰卫视的《江河水》节目说到长江,节目嘉宾、民间学者王康历数抗日大会战,不少以长江流域的城市为战场。长江天险助我克敌制胜,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畔的重庆更是有如英国首都伦敦,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他认为,应当对此大力宣扬。此议不失为有识之士的高见。
   
   诚然,2005年9月北京当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首次公开承认国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的功绩,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毛的说法,即: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把抗战胜利主要归功于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坐落在大西北黄土高原,远离日军战火威胁的延安,被渲染成全国人心所系的圣地。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
   
   人所共知,延安是毛最终得以坐天下的重要基地。“延安精神”乃中共的传家宝,其核心为艰苦奋斗和万众一心。后者来自确立了毛的绝对权威。当时毛曾抨击蒋“独裁”,指其力求实现“一个党,一种主义,一个领袖”的局面,有违民主,不利于全民抗战。其实,那恰恰是毛的自供状。宝塔山下,延河水边以至“陕甘宁边区”,才真正是“一个党”---共党,“一个主义”---马列主义,“一个领袖”—毛的小天地。
   
   在“延安精神”里,并不包括民主。“解放区”实行的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际由“组织上”操控。例如,“开明士绅”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但候选人名单事先经过“协商”,这是由中共主导的。政府如此,党内更完全由少数几个人或一把手说了算,谈不到自下而上的选举。
   
   相比之下,重庆虽然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它在政治上的包容却为延安之所无。抗战之初建立的国民参政会,便有各党派人士参加。其中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是中共参政员。而中共南方局与八路军办事处,以及重庆《新华日报》更是长期在当地公开合法地活动。倘若用胡适概括的陈独秀的名言:“民主就是容许反对派存在”,那么,重庆当时无疑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上述中共机构都受到特务监视,算什么民主?这样讲的人应当想一想,国民党当局对于一个拥有武装力量、只是暂时停止颠覆政府活动的“异党”,派特工进行监视难道不是可以理解的吗?任何以个政府都理所当然地会这样做。今天北京当局对手无寸铁的异议人士,其监控打压比蒋政权厉害不知多少倍,刘晓波的被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倘说回当年的延安,则根本不容许任何反对派存在。非但国民党的机构无法容身,连王实昧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仅仅因为一篇杂文《野百合花》,就身陷囹圄,几年后更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
   
   当然,特务损害了民主政治,美国也不能免。当时的重庆在这方面确实遭人诟病。对此,不妨引用储安平在1948年的话:国民党治下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将来共产党统治下民主就是有无的问题了。
   
   若论艰苦奋斗,则重庆丝毫不亚于延安,而且其环境恶劣得多。因为日寇自1938年起就不断实行狂轰滥炸,直到1944年冬,美军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太平洋战区,对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海空的绝对优势,重庆才算喘过气来。
   
   关于日机轰炸后的情况,《大公报》著名记者朱启平有如下描写:
   
   深夜三时,离开打铜街口、通往朝天门的马路一侧的《时事新报》,走回在枣子岚垭的家。原来繁华的市区,这时一片死寂。小梁子、都邮街,店铺鳞比,没有灯光,有的被炸毁了,断垣残墙。没有声音,没有人迹。黑暗吞噬一切。偶尔看见瓦砾中有物移动,那是老鼠。通过售珠市,走到七星岗,一片斜坡上的房屋,都被炸平了。在那断木残砖之中,烛光摇曳,焚香生烟。死者的家属,在这亲人丧生的地点,追念亡灵。在我经过时,忽然发现街旁台阶上,坐着一个人,面对微光闪烁的香烛。我看不见他的脸,因为他脸上罩盖着一块红布。夜色沉沉,他独坐道旁悼念废墟中的亲人,何以红布盖脸?我悄悄从他身旁走过,没有惊动他。前行到观音岩,走下长坡,老远就见路旁黑暗中有微弱灯光。走近一看,一副门板上停放一具遗体,脚后点着一盏油灯。。。
   
   这里讲的是1939年5月3日、4日,日敌疯狂轰炸战时陪都重庆后夜行情景。重庆被炸后,各报停刊,改出联合版,在《时事新报》办公,各报轮流派人编报。第一晚轮到我,在小楼上编稿。楼下小院里,有一颗炸弹埋在地里,没有爆炸,工兵正在发掘拆卸。谁也没有把握炸弹一定不炸,然而编辑、排字等员工,个个都认真工作。敌机的残暴,不能使重庆无报!
   
   重庆在大轰炸后,疏散人口。不断的人流,携带仅有的财物,扶老携幼,经过上真寺、李子坝,向小龙坎、沙坪、歌乐山,沿成渝公路疏散。各种车辆缓缓而行,政府官员的汽车,也来运输难民,其中包括检察院于右任的。站在路旁,注视这万民流亡图,真不是滋味。抗战进入第三年,敌人灭绝人性,以炸弹杀害并非作战部队的老弱妇孺,炎黄子孙,难道真要沦为东洋鬼子的亡国奴?(《朱启平新闻通讯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195-196页)
   
   由此可见,重庆精神也包含着艰苦奋斗,跟延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后者并没有受到过如此惨烈兼长期的敌机轰炸。它同样也表现出万众一心,例如上述各报就有不同政治背景,国共之外还有走中间路线的地方实力派,以及“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等等。大家在“敌机的残暴,不能使重庆无报”的坚强信念之下,共同投入抗日救亡的圣战。试问,以全国人民的“灯塔”自命的延安,能出现这样的联合版吗?
   
   不过,说到底重庆与延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战时中国的最高统帅部所在。蒋介石身兼盟军中国战区的统帅,肩负同盟国赋予的重任。八年抗战中,不管其本人曾经有过多少失误,他毕竟是举国公认的领袖,这一点连毛也不能不承认。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不是蒋统率的几百万国军坚持抗战,英勇牺牲,抗日战争会取得最后胜利吗?
   
   毛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谈到,当时“解放区”已有9550万人口。此前的1944年9月,他说“已经领导着9100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而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除沦陷区外,国民政府管辖的显然占大多数。可见,毛临死前所讲一生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打败了日本人和赶跑蒋介石。这句话前半纯属吹牛,是贪天之功为己功!他能管得到国统区吗?
   
   总之,如果没有重庆精神,没有蒋委员长领导抗日,毛光靠手下的八路军(初期三个师加起来也不过只有几万人),根本不可能在延安窑洞中藏身八年之久,哪里能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上百万军队,并以之作为其日后打江山的本钱?
   
   六十年代毛接见日本人,一再说感谢“日本皇军”,因为他能在“长征”到陕北后苟延残喘,没有被国军消灭,全靠日本侵略中国所致。这固然属其肺腑之言,但又并不全对。他也应该向老对手“蒋委员长”致谢才是。倘若蒋真的像中共一再宣传的那样“消极抗日”甚至投降日寇,他恐怕只好逃到苏联去了。倘如此,谁能登上中南海的宝座便成了未知之数。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毛王朝千真万确地诞生了,其原因一言难尽,兹不论列。本文旨在强调:作为中国人,应当记住战时陪都重庆!如此而已。
   
   (08-12-14)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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