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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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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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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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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匪联袂的江湖

   来源:民主中国

    我把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时代称之为“江湖(胡)时代”。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沦为一个“正不压邪”的江湖,在贵州瓮安民变及云南武警枪杀种植橡胶的农民等事件中,多名省级大员均沉痛宣布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已经在许多地方成为一个“潜规则”。今天的江湖,是警察与窃贼联袂的江湖,是一个正版的“无间道”。

   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案例是:成都市火车站派出所“警匪勾结”的腐败案件,该派出所有公安干警约一百多人,被查处的警察多达五十余人,超过一半人落马。这是“执法者”集体沦为“犯法者”的典型案例。据了解,成都车站内长期行窃的扒手大多属“仁寿帮”、“遂宁帮”、“宜宾帮”等“成建制团伙”,其内部分工明确,进站作案时间段亦有严格划分。“小偷如果要进入候车大厅行窃,必须要给在该段执勤的铁路警察交纳数百元不等的‘入场费’。交费之后,即可在候车大厅内自由活动,随意发挥‘钳工’技术。如果被旅客发现,收了‘入场费’的警察,会想各种办法保护之。”一位地方警察揭露说。他与同事曾抓获几名“遂宁帮”成员,“后来,我们经常发现这几个人在候车大厅内流窜,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猖狂。现在才知道,原来是有铁路警察‘罩’着。”

   长期以来,在成都火车站存在着此种“警匪亲密合作”的情况,普通百姓根本不知内幕,即便是知情者愤然投诉,也从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此次腐败警察遭到查处,缘于铁道部突然派出四名专员秘赴成都调查。而上层关注此事,乃是此前有一名北京客人在成都火车北站亲身经历的一段“奇遇”。由于谁都无法从办案的警方或检方得到证实,这段流传于民间的“奇遇”便有了三个不同版本。

   版本之一:此案发端于一位到成都办事的北京官员。“他在火车北站候车大厅发现钱包被盗后,立即到车站派出所报案。值班警察得知其真实身份后,立即走到旁边,偷偷摸摸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出去了。很快,警察就拿着钱包回来。失主一看,果真是自己的钱包,包里的钱和证件都在!”回北京后,事主向一位熟识的铁道部领导讲述了此段“奇遇”。铁道部便派员以指导打击票贩为名,到成都彻查此事。

   版本之二:今年二月初,一名军官回家探亲,在候车大厅休息时,被小偷偷走钱包。他去找值班的胖警察报案,胖警察说:“我给你一百元,你在路上好买吃的。”当军官向外走时,发现一名小偷正在作案,并惊讶地发现:小偷得手后,走到车站行李房,将两个钱包交给一名瘦警察,其中一个钱包正是自己的!军官非常气愤,当即将两人抓住。警察将钱包退还给他。该军官通过特殊渠道将火车站派出所告到了铁道部。

   版本之三:据有关人员介绍,一位武警军官在发现行李被盗后,向一名站内执勤的警察报案。这名警察得知被盗人是武警军官之后,为息事宁人,便顺手掏自家腰包给了被盗者几百元。此事被有关人员得知后立即警觉起来,因为正常收入并不高的警察随随便便掏几百元给人,实在是大方得过分了。经过有关部门微服调查,终于爆出惊人内幕。

   从三个版本“导火线”的故事来看,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察群体的落马,是“久在水边走,哪有不湿脚”,而实际触发点源于偶然原因——不慎得罪上层人物。那么,还有多少黑幕仍被埋藏在冰山之下呢?此案“东窗事发”的三个版本,都无法让公众感到畅快:主人公没有一个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等,三名“受害者”都是特权阶层——无论是“来自北京”的官员,还是解放军或者武警军官,同铁路警察相比,占有更大的权力资源。只有当这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才可能将警察“拉下马”,“上面”才会重视这类“地方上”的腐败现象。

   可以设想,在官员或军官的财产被盗、进而发现其中的玄机之前,究竟有多少平头百姓的财物不翼而飞呢?即使老百姓前去报案,也只能石沉大海——受理案件者正是参与窃取其财物的、沦为犯罪分子的警察。老百姓不可能享受到官员和军官的特殊待遇,警察不会帮助平头百姓去找回钱包,更不会自己掏钱息事宁人。相反,老百姓所失窃的财物,大部分都进入警察的帐户,那些才是“血汗钱”——其中,有多少是民工在外打工的辛苦钱,又有多少是来自乡村的大学生们的学费?他们丢失财物的痛苦,贪得无厌的警察们不会放在心上。在“来自北京”的官员或军官揭开黑幕之前,这种潜规则一直有条不紊地运行。

   此案已导致七名警察被正式逮捕、六名警察被刑拘审查,还有二三十人接受隔离审查。以成都车站派出所为例,它属成都铁路公安机关的基层单位,每天面对大批旅客进出,承担的任务可谓相当繁重。民警的正常月薪不过两千元左右。按照常理,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工作。但是,却有相当一些人员千方百计靠走领导门路,甚至靠钱财贿赂,寻求进入该派出所。一般人难以理解,他们真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专门挑选最累最苦的工作吗?

   对于这一不寻常现象,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原因很简单,在车站派出所,可以捞取大把的不义之财。”该派出所的一些警察家产高达上百万元,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那点少得可怜的薪水,而是小偷们每月的“上贡”。每次扒窃的成果,窃贼得小头,警察得大头。据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介绍说:“有的警察甚至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警察与小偷的合作可以用一比喻来形容:小偷团伙是活动在台前的皮影人物,在幕后操纵剧情进展的则是警察。职责是维护治安、保卫公众利益的警察,沦为遥控小偷、从中牟利的“高级罪犯”。此种情形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名作《动物庄园》中描述的场景极其相似:当猪带领饱受压迫的动物们造反,推翻人类的统治并建立新的统治的时候,许多动物透过农庄的窗户打量着在屋子里面花天酒地的猪们,他们“看看猪,又看看人;看看人,又看看猪;但他们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

   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匪一家”、集体腐败的事实固然令人愤怒,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遏制此种情况四处蔓延——无庸讳言,其他城市火车站派出所都可能存在此问题。铁道部门那寥寥无几的“特派员”,能对各地铁路派出所形成足够的威慑力量吗?依靠同一部门的内部监督,能降低腐败的发生率并挽回公众的信心吗?

   由于缺乏对执法者的监督机制,亦缺乏较有独立性的媒体以及信息的自由传播,使得这些特权部门的运作状况不为外人所知。当警察们发现与小偷和罪犯合作,或者利用小偷和囚徒的“特长”,可以发财致富,而且这是不需要成本的买卖的时候,何乐而不为呢?当第一个警察获利之后,第二个警察便迅速跟上,当大部分警察都这样做的时候,拒绝腐败者只能被淘汰出局。于是,腐败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开来。

   “警匪一家”成为百姓的固有看法,这一细节彰显出民众对执法机构的基本判断。随着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在此案件中几乎“全军覆没”,一种极度不信任的心态,在民众中深入骨髓:对具体的执法者的不信任、对庞大的执法机关的不信任、乃至对政府和国家机构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建立在无数事实的基础上。一个隐藏的坏警察对公众心理的伤害,甚于一百个明目张胆的罪犯,“穿着警服的罪犯”对公众心理产生致命打击:连警察亦不能相信,还有谁可以相信呢?警察腐败比其他领域的腐败——诸如企业家腐败等——更让民众厌恶和恐惧。一旦公众发现执法机关有黑帮化趋势,那么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将失去权威和信任。信任的丧失比财产的损失更加可怕,它将动摇一个社会法治和公正的根基。一旦大多数社会成员感到对法治和公正失望乃至绝望,这个社会的安全与文明将无法继续维系下去。

   遏制警察腐败需要制度创新。那么,大陆的权力部门在防治腐败时有没有学习的榜样呢?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香港警察的腐败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廉政公署应运而生,它提倡向腐败发起三面进攻:通过行动部进行调查,通过防腐败部防止腐败的发生,通过公共关系部进行教育。廉政公署的有效实施手段来自《防止贿赂条例》,它包含许多有力的调查手段,比如有权调查生活水平或财产与公开收入不符的公职人员的帐户和文件等等。

   廉政公署独立于所有的司法部门之外,直接对昔日的港督、今日的特首负责。因此,它不必受警务部门的牵扯和制约,故能直面黑幕、挑战权贵。依靠警察部门“自我肃贪”是不可能的,因为左手不可能打右手。所以,直至廉政公署出现,香港警队的贪污现象方才“正本清源”。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并未建立类似于廉政公署的机构,反腐活动仍未得到公众普遍的、热情的支持和参与。有关部门也缺乏足够的信心让公众获得全面的信息,而这正是重新赢得公众信任的关键所在。

   警匪联袂的“江湖”何时才能终结?此次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案件,在进入调查已经两个多月之后,其上级主管部门在面对媒体的追问时,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有几名警察犯了错误,正在批评教育之中。”这种将部门的“面子”看得高于公众的知情权的作法,只会进一步加剧公众对该部门的不信任感——由信任滑入不信任非常容易,而要由不信任重新恢复为信任则相当困难。中国大陆什么时候才能设立自己的“廉政公署”、对警察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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