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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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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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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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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匪联袂的江湖

   来源:民主中国

    我把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时代称之为“江湖(胡)时代”。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沦为一个“正不压邪”的江湖,在贵州瓮安民变及云南武警枪杀种植橡胶的农民等事件中,多名省级大员均沉痛宣布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已经在许多地方成为一个“潜规则”。今天的江湖,是警察与窃贼联袂的江湖,是一个正版的“无间道”。

   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案例是:成都市火车站派出所“警匪勾结”的腐败案件,该派出所有公安干警约一百多人,被查处的警察多达五十余人,超过一半人落马。这是“执法者”集体沦为“犯法者”的典型案例。据了解,成都车站内长期行窃的扒手大多属“仁寿帮”、“遂宁帮”、“宜宾帮”等“成建制团伙”,其内部分工明确,进站作案时间段亦有严格划分。“小偷如果要进入候车大厅行窃,必须要给在该段执勤的铁路警察交纳数百元不等的‘入场费’。交费之后,即可在候车大厅内自由活动,随意发挥‘钳工’技术。如果被旅客发现,收了‘入场费’的警察,会想各种办法保护之。”一位地方警察揭露说。他与同事曾抓获几名“遂宁帮”成员,“后来,我们经常发现这几个人在候车大厅内流窜,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猖狂。现在才知道,原来是有铁路警察‘罩’着。”

   长期以来,在成都火车站存在着此种“警匪亲密合作”的情况,普通百姓根本不知内幕,即便是知情者愤然投诉,也从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此次腐败警察遭到查处,缘于铁道部突然派出四名专员秘赴成都调查。而上层关注此事,乃是此前有一名北京客人在成都火车北站亲身经历的一段“奇遇”。由于谁都无法从办案的警方或检方得到证实,这段流传于民间的“奇遇”便有了三个不同版本。

   版本之一:此案发端于一位到成都办事的北京官员。“他在火车北站候车大厅发现钱包被盗后,立即到车站派出所报案。值班警察得知其真实身份后,立即走到旁边,偷偷摸摸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出去了。很快,警察就拿着钱包回来。失主一看,果真是自己的钱包,包里的钱和证件都在!”回北京后,事主向一位熟识的铁道部领导讲述了此段“奇遇”。铁道部便派员以指导打击票贩为名,到成都彻查此事。

   版本之二:今年二月初,一名军官回家探亲,在候车大厅休息时,被小偷偷走钱包。他去找值班的胖警察报案,胖警察说:“我给你一百元,你在路上好买吃的。”当军官向外走时,发现一名小偷正在作案,并惊讶地发现:小偷得手后,走到车站行李房,将两个钱包交给一名瘦警察,其中一个钱包正是自己的!军官非常气愤,当即将两人抓住。警察将钱包退还给他。该军官通过特殊渠道将火车站派出所告到了铁道部。

   版本之三:据有关人员介绍,一位武警军官在发现行李被盗后,向一名站内执勤的警察报案。这名警察得知被盗人是武警军官之后,为息事宁人,便顺手掏自家腰包给了被盗者几百元。此事被有关人员得知后立即警觉起来,因为正常收入并不高的警察随随便便掏几百元给人,实在是大方得过分了。经过有关部门微服调查,终于爆出惊人内幕。

   从三个版本“导火线”的故事来看,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察群体的落马,是“久在水边走,哪有不湿脚”,而实际触发点源于偶然原因——不慎得罪上层人物。那么,还有多少黑幕仍被埋藏在冰山之下呢?此案“东窗事发”的三个版本,都无法让公众感到畅快:主人公没有一个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等,三名“受害者”都是特权阶层——无论是“来自北京”的官员,还是解放军或者武警军官,同铁路警察相比,占有更大的权力资源。只有当这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才可能将警察“拉下马”,“上面”才会重视这类“地方上”的腐败现象。

   可以设想,在官员或军官的财产被盗、进而发现其中的玄机之前,究竟有多少平头百姓的财物不翼而飞呢?即使老百姓前去报案,也只能石沉大海——受理案件者正是参与窃取其财物的、沦为犯罪分子的警察。老百姓不可能享受到官员和军官的特殊待遇,警察不会帮助平头百姓去找回钱包,更不会自己掏钱息事宁人。相反,老百姓所失窃的财物,大部分都进入警察的帐户,那些才是“血汗钱”——其中,有多少是民工在外打工的辛苦钱,又有多少是来自乡村的大学生们的学费?他们丢失财物的痛苦,贪得无厌的警察们不会放在心上。在“来自北京”的官员或军官揭开黑幕之前,这种潜规则一直有条不紊地运行。

   此案已导致七名警察被正式逮捕、六名警察被刑拘审查,还有二三十人接受隔离审查。以成都车站派出所为例,它属成都铁路公安机关的基层单位,每天面对大批旅客进出,承担的任务可谓相当繁重。民警的正常月薪不过两千元左右。按照常理,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工作。但是,却有相当一些人员千方百计靠走领导门路,甚至靠钱财贿赂,寻求进入该派出所。一般人难以理解,他们真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专门挑选最累最苦的工作吗?

   对于这一不寻常现象,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原因很简单,在车站派出所,可以捞取大把的不义之财。”该派出所的一些警察家产高达上百万元,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那点少得可怜的薪水,而是小偷们每月的“上贡”。每次扒窃的成果,窃贼得小头,警察得大头。据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介绍说:“有的警察甚至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警察与小偷的合作可以用一比喻来形容:小偷团伙是活动在台前的皮影人物,在幕后操纵剧情进展的则是警察。职责是维护治安、保卫公众利益的警察,沦为遥控小偷、从中牟利的“高级罪犯”。此种情形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名作《动物庄园》中描述的场景极其相似:当猪带领饱受压迫的动物们造反,推翻人类的统治并建立新的统治的时候,许多动物透过农庄的窗户打量着在屋子里面花天酒地的猪们,他们“看看猪,又看看人;看看人,又看看猪;但他们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

   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匪一家”、集体腐败的事实固然令人愤怒,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遏制此种情况四处蔓延——无庸讳言,其他城市火车站派出所都可能存在此问题。铁道部门那寥寥无几的“特派员”,能对各地铁路派出所形成足够的威慑力量吗?依靠同一部门的内部监督,能降低腐败的发生率并挽回公众的信心吗?

   由于缺乏对执法者的监督机制,亦缺乏较有独立性的媒体以及信息的自由传播,使得这些特权部门的运作状况不为外人所知。当警察们发现与小偷和罪犯合作,或者利用小偷和囚徒的“特长”,可以发财致富,而且这是不需要成本的买卖的时候,何乐而不为呢?当第一个警察获利之后,第二个警察便迅速跟上,当大部分警察都这样做的时候,拒绝腐败者只能被淘汰出局。于是,腐败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开来。

   “警匪一家”成为百姓的固有看法,这一细节彰显出民众对执法机构的基本判断。随着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在此案件中几乎“全军覆没”,一种极度不信任的心态,在民众中深入骨髓:对具体的执法者的不信任、对庞大的执法机关的不信任、乃至对政府和国家机构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建立在无数事实的基础上。一个隐藏的坏警察对公众心理的伤害,甚于一百个明目张胆的罪犯,“穿着警服的罪犯”对公众心理产生致命打击:连警察亦不能相信,还有谁可以相信呢?警察腐败比其他领域的腐败——诸如企业家腐败等——更让民众厌恶和恐惧。一旦公众发现执法机关有黑帮化趋势,那么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将失去权威和信任。信任的丧失比财产的损失更加可怕,它将动摇一个社会法治和公正的根基。一旦大多数社会成员感到对法治和公正失望乃至绝望,这个社会的安全与文明将无法继续维系下去。

   遏制警察腐败需要制度创新。那么,大陆的权力部门在防治腐败时有没有学习的榜样呢?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香港警察的腐败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廉政公署应运而生,它提倡向腐败发起三面进攻:通过行动部进行调查,通过防腐败部防止腐败的发生,通过公共关系部进行教育。廉政公署的有效实施手段来自《防止贿赂条例》,它包含许多有力的调查手段,比如有权调查生活水平或财产与公开收入不符的公职人员的帐户和文件等等。

   廉政公署独立于所有的司法部门之外,直接对昔日的港督、今日的特首负责。因此,它不必受警务部门的牵扯和制约,故能直面黑幕、挑战权贵。依靠警察部门“自我肃贪”是不可能的,因为左手不可能打右手。所以,直至廉政公署出现,香港警队的贪污现象方才“正本清源”。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并未建立类似于廉政公署的机构,反腐活动仍未得到公众普遍的、热情的支持和参与。有关部门也缺乏足够的信心让公众获得全面的信息,而这正是重新赢得公众信任的关键所在。

   警匪联袂的“江湖”何时才能终结?此次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案件,在进入调查已经两个多月之后,其上级主管部门在面对媒体的追问时,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有几名警察犯了错误,正在批评教育之中。”这种将部门的“面子”看得高于公众的知情权的作法,只会进一步加剧公众对该部门的不信任感——由信任滑入不信任非常容易,而要由不信任重新恢复为信任则相当困难。中国大陆什么时候才能设立自己的“廉政公署”、对警察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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