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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王蒙现象”的聪明与世故——“国人批判得够狠了”吗?


    王蒙一直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他引发“争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他的“过于聪明”与“世故”。记得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人说我聪明才做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如果我聪明 就不会被打成‘右派’,如再说我聪明,我立马上吊!”然而,日前王蒙接受中新社专访大吐“真言”,记者为此发表《评30年世道:多数知识分子放弃西化幻想》文章。该文随即为大陆多家网站转载、宣传,透露出他许多谁也不想得罪的圆滑而有毒言论,再次印证了他的这种决定聪明与世故。
   
   记者在《评30年世道:多数知识分子放弃西化幻想》文章写到 :历来被视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群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也发生了很多转变,也有不少追逐个人名利的现象受到外界非议。但在王蒙眼中,这三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主流积极而正面。“我从没见过像现在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在谋求官职和级别。”但王蒙并不简单看待这一现象,“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吗?”“在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的想法并不一样,有人认为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相当的西化,这些知识分子占一少部分。进入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体制的有效运作,大多数的人放弃了全盘西化或基本西化的幻想,开始思考在现行体制下如何做出对社会、民众有利的事情,也可以说,实现或部分实现了与社会体制的和解或一致。”王蒙说:“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如某些人所希望或想象的那样,采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势不两立的立场,这是国家之福。” “中国已经动荡了一百六十八年,国人对社会的批判得已经够狠了,现在的人们渴望一种建设性。”
   

   《评30年世道:多数知识分子放弃西化幻想》文章透露出王蒙的言论,至少有如下毒素值得排解:
   
   一、王蒙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偷换
   
   读了上述言论,不难看出,其实王蒙是在对如同他自己一类“实现了与社会体制的和解或一致”“谋求官职和级别”类的“知识分子”的定位与辩护。而这样的观点在本作者看来,便是对真正知识分子概念的偷换和良知的亵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群体发生了重大的分化,作家下海,教授经商,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最近,国家“公务员考试”众多莘莘学子,千军万马,投入争过独木桥的战役,这似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一次本位价值的回归。当下,知识群体的社会脚色已发生了深刻裂变;而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变化,又造成了这个群体本应共同具有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的丧失。在这个官商勾结,物欲横流的社会,只有很少一部分知识人,还坚定恪守自己的“精神家园”。
   
   记得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曾说,“知识分子”是“自由的漂浮者”,即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因为不明确他们隶属于哪一个集团,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特点。这种特点就是“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但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他们价值观的分化受到非议,其人格媚权、媚俗更遭到嘲弄,就连同一些傍大款的“学术成就”,也都为人嗤之以鼻。一个时代,如果知识分子在金钱和权力的困窘与诱惑面前,心智贫穷、理想堕落、独立品格丧失,就意味着知识群体精神生命的萎缩。正是在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时代性质疑产生背景下,章太炎的狂狷、鲁迅的锋芒,顾准的故我与马寅初的执着才更为人们所怀念。今日时代呼唤着梁漱溟、李慎之等具有现代自由思想、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仅仅关注学衔、荣誉与成果,谨慎小心,与世无争,更不可以傍大款、媚权力。
   
   “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在1898年的法国。当时一些文人发表文章对社会现象发表评论,文章的题目就是《知识分子的宣言》。此后,知识分子在法国就是指那些对现实和传统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并且有知识的人,批判成为了知识分子直接或者间接地干预社会的责任。批判性从此便成为了知识分子的立场。然而,如今在王蒙的言论里,却被偷换成“实现了与社会体制的和解或一致”和“谋求官职和级别”的自豪。这是中国特色王蒙类“知识分子”的何等悲哀!
   
    二,王蒙宣称:“多数知识分子放弃西化幻想” 
   
   在中国,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引来了所谓比西化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苏维埃式的民主”,中共建立起一个完全排除宪政,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空头支票支撑起的党国。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世界上所有追求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所谓“苏维埃式的民主”,对“以自由主义为基石的”西化宪政民主的道路所谓“超越”,都不过是对普世化价值的摧残与扼杀。如果说欧美国家,在坚实的自由主义宪政平台搭建成功之后,再去修补、完善民主制度,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那些一开始就宣称要搭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更高的“社会主义理想”平台的实践证明,它不过就是北京奥运鸟巢上空的诱人烟花,瞬息即灭。如今的西化宪政之路已成为东西方多数国家共同接受的普世道路。西化已经为普世化所接纳。中国要不要在世界现代化的盘整进程中,老老实实地从头再来学习西方宪政,接受普世价值观的洗礼?对这个问题,从历史上宪政思想的最早鼓吹者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中国的真正知识分子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今后也不会停止探索。难道王蒙没有听到呼唤普世价值的呐喊一直不绝于耳,甚至竟影响到中共最高层也有人做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回应吗?
   
   回首中国从推行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刚刚开始反思文革,批判愚昧主义和个人迷信,就有人跳出来要对启蒙、理性、科学的解构与颠覆;刚刚要学习一点西方文明,就有人主张“文化本体论”,要以国学打拼“软势力;”刚刚开始将视野转向现代化发展,后现代和反现代的思潮就得以流行;刚刚要跳出“孤愤状态”,放眼世界,马上又有人以反全球化运动为时髦。如今,北京刚刚要借奥运会开始与世界做“同一个梦”,就又有人开始宣扬“北京共识”、“中国标准”、“北京主义”。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只是那些“实现了与社会体制的和解或一致”和“谋求官职和级别”的“知识分子”,才在不真实的“中国中心主义”“最革命”、“最崇高”、“最具特色的”梦幻中意淫。这难道就是王蒙所说的“国家之福”?
   
   三,王蒙说:“中国已经动荡了一百六十八年,国人对社会的批判得已经够狠了,现在的人们渴望一种建设性。”
   
   我们这个民族,何时经历过批判时代的洗礼?何时形成过一场批判思潮来颠覆帝王们需要臣民歌功颂德的传统?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的西方神学统治时期,文艺复兴运动虽打着文化复古的旗帜,却以人的名义,对具有最高统治权威的“神”,进行了观念上的彻底澄清与批判,直到最终发出“上帝死了”的论断。在这样一场时代性的批判洗礼中,完成了由神的观念向人的观念的转变。于是人权便有了神圣的地位。这便是由一场文化批判推动的观念颠覆。在欧洲中世纪人权对神权的颠覆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思潮也获得了历史性的张扬。
   
   中国有过这样的批判洗礼吗?中国自诸子百家时代进入秦朝专制社会,文化上便开始“焚书坑儒”,后来历朝各代都传承用“文字狱”消灭异己的政治现实。到了汉武帝时,又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场文化批判思潮来颠覆专制文化与奴态传统。对知识分子而言,晋魏时代算是一个另类时代,但却只是消极逃避政治和不与世俗合作。他们的玄谈也过于清高,根本形不成时代性的文化批判力量。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满清社会封闭状态被迫开放之后,从康梁算起,主张从改变制度入手,要求思想自由。清之后,中国的文化进入了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时期,似有战国时期之像,各种思想、主义任意争鸣,文化自由有所发展。然而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红色记忆”语话霸权统治了中国文化,又开始了一个闭门锁国,扼杀自由的时代。“十年浩劫”,再一次把中国推进了一个盲从迷信的时代。在前苏联“红色记忆”大清洗的“冰冻时期”,仍出现了帕斯捷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中国却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杀害了遇罗克和林昭等无数追求真理的探索者。在前苏联,红色作家高尔基晚年都有所反醒。中国的郭沫若却始终都是毛泽东的“文化太监”。周扬受压之后开始清醒,但最终只能是失语而死,巴金要“讲真话”算是了不起了,但也反省的太晚了。
   
   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一场“人民思想解放运动”,带动了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冲击中国的“红色记忆”。于是有了“北京星星画展”与“民主墙运动”。然而不久又惨遭意识形态封杀。直到冷战结束,共产主义在全球衰败,中国借此东风,1989发生了“北京之春”,人民大规模的呐喊,再次冲击了意识形态禁锢。但坦克的履带,又一次阉割了文化批判的自由灵魂,任由“红色记忆”把现存语话霸权当作一种法理事实,令全民族全盘接受下来,这就是文化专制主义,批判态度更是在中国政治语境中销声匿迹,批判精神早已瘫痪失语了。这一切王蒙都是经历过的,从哪里来的“批判够猛”了的奇谈怪论?这不是媚权、媚俗的绝顶聪明与世故又是什么?刚刚发生的大学教授杨师群被构陷“反革命”事件,警方竟立案侦查,校方还积极配合。可见中国如此学校教育,何以能培养出敢于批判,敢于异议的知识分子?
   
   我们再用批判的视野审视当下中国的文化、艺术与时尚潮流,就不难发现:如今中国走红的文化创造者,大多不仅缺乏真正的人文关怀,更没有自由批判的精神力量。这表现了我们社会整体文化品质的衰退,表现了一个民族思想与文化意识的整体性堕落。今天我们时代的文化艺术,已经沦为伺候主子的太监和宣传商品的包装。这个社会哪里还有独立意识、自由境界与批判精神?而一个没有批判性的社会,又哪里来的建设性?
   
   从王蒙思想的形成、衍变过程,可以发现中国走官方路线的一类知识分子如何盲从革命,以及在“革命的洪流”中如何被政治化与组织化动员起来,并异化自己的过程。他们之中,有的早已从中觉悟过来,反戈一击,我曾称之为“林牧现象”;有的终生失语,沉默自守,我称之为“周杨现象”。而王蒙一类,可称之为“王蒙现象”。尽管王蒙类们也见证了中国“红色记忆”阉割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过程,从“反右”、“文革”、“六四”到今天,其本身也是受害者,但却从中发掘了绝顶聪明与世故的“真理”:知识分子的利益取向不在看守良知与批判,而在于傍权媚俗,与社会腐败同流合污。这难道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国家之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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