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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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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深层动力来自民间

   来源:BBC

   中国改革的深层动力来自民间
 

   中国正常维权渠道不顺畅

在中共具有话语垄断权的制度环境下纪念改革三十周年,中国媒体上的主流言论必然被官权话语所主导。官方把改革的所有功绩据为己有,反复的自我赞美,向全世界展示改革的成绩清单,预言“中国奇迹”将改变世界。

   然而,官权话语里的中国改革,既远离事实,也不公正。

   事实上,中国改革始终循着两条相互较力的逻辑发展着,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官权逻辑,一条是自下而上的民间逻辑。官权逻辑因其话语权强悍而得到大力张扬,民间逻辑因其话语权弱势而容易被外界忽视。

   好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只见官而不见民的局面已经被突破。由于中共主导的跛足改革太不公正而越来越丧失合法性,官方宣扬的“温饱论”已经无法换取民众对现行制度及其改革方式的认可。更由于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为民间话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民间对跛足改革的质疑和批判越来越难以封锁。邓小平的“不争论”魔咒也不再具有威摄力。关于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火爆异常,“改革已死”或“后改革”的话题屡屡见诸网络民间。

   在这种大讨论中,官权逻辑与民间逻辑的对立日渐清晰。

   首先,官权主导的改革是为了挽救和巩固中共的独裁统治,经济市场化沦为权力主导市场。而民间自发的改革,要求法治化的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天然地抗拒权力经济和官府垄断。

   其次,官权主导的改革是为了权贵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再分配政策,事实上沦为权贵私有化对全民财富的掠夺。而民间自发的改革,要求市场化、私有化与社会公正的平衡,特别是要求财富分配的公正,天然地拒绝按权力分配的“强盗式资本主义”。

   再次,官权主导的改革,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公权力腐败,而民间的自发改革必然指向反腐败反剥夺反两极分化。

   最后,官权主导的改革采取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跛足方式。深化改革的瓶颈和社会深层次危机主要源于政治改革的停滞,所以,民间的自发改革一直在要求经济和政治相平衡的改革。

   改革动力来自民间

   回顾改革三十年的历史,两种改革逻辑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是官方主导改革,而实际上民间才是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

   民间的改革动力,最初由争取温饱的活命需求所推动,继而形成了民间的自发市场意识和自利意识的动力。民间自发的创造财富和保障利益的强烈欲求,必然走向扩张个体自由和社会公正。所以,经济改革的启动和个人自由的扩展,政治改革的呼吁和局部制度的变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

   正是极端的物质贫困和极端的阶级斗争,让民间自发地反对毛泽东体制,才有了北京的“四五运动”和安徽农村的包产到户。邓小平的复出得力于“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民意支持。

   在农村,最早的改革来自中国最贫困最低贱的阶层——农民——的自发行动。村委会选举也来自人民公社制度失灵后的村民自治。在城市,平反运动来自文革后大量冤民的上访告状。思想解放的主要动力也来自“林彪事件”后的民间觉醒。

   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势头以知识界启蒙为先导,之后才是党内开明派的正面回应。即便是1992年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改革,也来自八九运动的悲壮结局。因为六四屠杀给政权合法性和邓本人的声誉带来的巨大损失,不得不用更激进的经济改革加以弥补。

   官权在改革中的角色

   民间的自发力量推动着改革。官权对改革的推动或阻碍取决于是否顺应民间压力。改革进展,是官权为了自保而顺应民间压力的结果;改革受阻,是官权逆民意而动的结果。在这种民间主动而官权被动的博弈中,每一项局部制度的改革都能进一步释放民间力量。民权的扩张带来官权的后退。也就是说,中共政权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进,大都是民间的自发压力累积到某个局部临界点的结果。随着改革逐步深入,官权的角色也就变得越来越被动。

   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局部突破过程大致可以简化为:1,民间率先进行突破旧体制的自发尝试,以民间的制度创新代替旧制度。2,比较开明的地方政府对民间创新予以认可和支持。3,知识界和新闻界对民间尝试的舆论支持,使其影响由局部向全国扩展,引发其他地区的模仿。4,最后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先变成政策,后变成法律。比如,民间长期推动的某些改革得到中共高层的正面回应,既能导致某些“恶法”的废除(如“投机倒把”,“收容遣送”),也能让某些普世价值写进了宪法(如“保护人权”和“保护私有财产”)。

   政治改革不可避免

   随着民营经济和民间财富的迅速增长,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必然构成对官权的越来越强的挑战;经济利益和文化趣味的多元化,必然不断蚕食一元化的政治体制。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人要求的自由民主大都还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层面上,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国人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及政治性、社会性的权利,已经与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即便仅仅是为了求得权益受损的补偿或个人财产的安全及增值,也要争取相应的公民权利。

   进一步,民间为了争取利益再分配的公正和机会的平等(哪怕只是相对的公正),为了保证个人的信仰、思想、言论和兴趣不受强制侵犯,就迫切需要对极端不平等的政治权利进行再分配——以个人自由、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权利再分配——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诸种权利的再分配又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

   中国的变革走到今天,官方宣传的未来目标是“猪圈式”的“小康社会”。民间追求的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是民主、法治和宪政。无论中共现政权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变革无法回避。因为所有推动变革的力量——国内体制内外的力量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越来越聚焦于政治改革这一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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