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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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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时代的有力见证——观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

   来源:北京之春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事后连刘少奇都说要“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为了这句话,刘少奇在文革中死无葬身之地。50年过去了,大饥荒的碑没有立,却立起了毛泽东纪念堂,至今仍雄踞于天安门广场。倘若人死后有知,几千万饿死的冤魂如何能够瞑目?一代暴君毛泽东该以怎样的冷笑蔑视那些认贼作父的人们?

   这里,我们不能不感谢吴晔,这位河南光山县吴围子村农民的儿子,他用自己的钱,委讬村里的人,在2004年清明节,为那些大跃进期间饿死冤死的村民立下两块纪念碑,为那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留下了最有力的见证。

   在大跃进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大陆的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胡杰放映了他拍摄的《粮食关纪念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纪录片通过对吴晔的父亲吴永宽等人的访谈,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反映了河南光山县吴围子村在大跃进期间的悲惨故事。

   吴永宽说,1959年本来是个丰收年,但是由于县委书记马龙山浮夸虚报,逼迫农民把绝大部分收成上缴国库。这还不罢休,后来又以“反瞒产”的名义进一步搜刮掠夺,导致村民断粮50多天。村民没有粮食吃,祇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在死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一个130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71个人,许多家庭甚至全家死光。因此当地人称之为“粮食关”。吴永宽告诉我们,那时候,从上到下都说大话,说假话,谁要说实话就给你扣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就批你斗你打你,用绳子吊起来。吴永宽说,他的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就因为说打这么多粮食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就遭到队长批斗,连气带饿于11月3日死去。

   除了立碑纪念,吴晔还搜集整理了一份死亡者名册。凡是全家死光的,后面都注明“绝户”;凡是死者还有亲属在世的,都注明死者和家属的关系,譬如某某是某某的祖父,某某是某某的弟弟,等等。

   这两座小小的“粮食关纪念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两座碑就立在村子里,碑上铭刻着全村每一个死者的名字,可见它的真实性是得到村民的承认的;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毛泽东纪念堂仍然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而中共当局却并没有禁止或破坏这两座碑的建立,可见它的真实性是连共产党也无法否认的。

   吴围子村饿死这么多人,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人祸。固然,吴围子村的情况可能属于特别恶劣的一种,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既然这里的人祸并非仅仅是个别坏人的恣意妄为,它首先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而这个政府又是最集权的,整个国家又是最高度一元化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在当时的中国,饿死人的事情一定是相当广泛、相当普遍的。

   胡杰是中国著名的纪录片独立制片人。他拍摄的反映“反右”与“文革”悲剧的纪录片《寻找林昭》、《我虽死去》,曾引起强烈反响,其中《我虽死去》一片获得第四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大奖。

   50年前,政府对新闻的控制远比今天更严厉,老百姓有照相机的都少得很,饿死人的事情又基本上都发生在农村,所以几乎没有照片留下来。近些年来,由于摄像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公民记者,也出现了一批纪录片独立制片人。他们拍摄的纪录片,有的是现场直击,有的是往事回顾,为历史和现实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音像记录。他们是突破新闻封锁的英雄,是历史真相的守护者。在中国,该拍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些题目,再不拍就拍不成了。我们向独立制片人致敬,也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期望,同时也呼吁更多的人支持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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