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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右派没有“明白人”?——与张耀杰先生商榷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这两句话作为一般规律无疑可以成立,但若将之绝对化,便如同真理跨前一步而成为谬误。这就像“后来居上”并非总是对的,例如文学艺术领域某些高峰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读了《右派精英的走错房间》,感到作者的一些说法未免绝对化了,实在令人难以苟同。特别是该文开宗明义的以下这段话:

   在我看来,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大小知识分子,都是盲从了毛泽东及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教条的受害人,或者说是走错了房间进而误入圈套的迷路人,而不是追求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明白人。

   笔者作为当年受害者之一,跟作者一样“不同意某些学者神圣化右派人士的高调观点”。但自问其时年仅17岁,刚进入大学就读一年,完全谈不到“怀抱着共产主义理想”。而且据我所知,大多数右派大学生“谈论或者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更多的是源于“旧学校”和“旧社会”的影响,以及出自人的本性,而与当局鼓吹及灌输的马列毛那一套共产主义的说教无关。

   毛在文革期间说过: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大意)而50年代上大学的人,从小学到大学实际上都受到这些知识分子的教育熏陶。57年鸣放时特别活跃的知识精英,更是“旧社会”传统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所以,作者把入了另册的“大小知识分子”,不分青红皂白悉数纳入“盲从了毛泽东及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教条”之一族,最低限度不符合数万名右派大学生的实际。

   再看那些赫赫有名的右派代表人物,如章、罗、储,乃至费孝通、钱伟长等人,他们几乎都实地体察过西方资本主义的状况。其中除章伯钧等个别人早年加入过中共外,其余各位从未“怀抱着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谈论或者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更不是“盲从了毛泽东及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教条”的结果。相反,他们其实早就看出毛王朝与自由民主势同冰炭,储安平在1948年便在所办的《观察》杂志上断言:目前在国民党治下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将来在共产党治下民主则是有无的问题。

   严格地说,章、罗、储等人确是“走错了房间”,用毛的话叫做“上了贼船”---在毛蒋争天下的过程中,他们由于对国民党政权腐败的极度失望而选择了共产党,到50年代初发现站错了队,为时已晚,再也无法回头了。

   具体分析起来,在全部百万右派中,“追求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明白人”只占极少数,笔者估计恐怕不足两万人,包括“仅仅是在被打成右派之后,才开始表现出告别共产专制的初步思考的”在内。所以,我同意文中所说:“坚定不移地在自己的主体精神或者说是主观世界中,先行一步葬送清除共产迷梦及共产专制,并且把这样的精神历程记录下来昭示世人,对于大陆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极其艰巨的文化课题”。但我想,这对于目前身处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同样适用。

   该文完全否定57右派精英的言论与作为所具的价值,指其完全忽视维护私有产权之重要,等同“缘木求鱼”。为此,作者旁征博引,论证共产主义理论否定私有制的荒谬。应该说,文章如此立意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作者脱离了当年的社会现实,摆出一副教师爷的面孔,对包括一众学贯中西的学者俊彦在内的先驱说三道四。虽说是“学无前后,达者为先”,但是否也还是应当多少讲一点敬老尊贤、谦虚谨慎?

   像“无财产即无人格,无财产即无自由”这类“欧美现代工商宪政文明最为基本的普世常识”,难道57先驱们都茫无所知?人所共知,他们之中不少人是曾经负笈欧美的饱学鸿儒。但为什么在鸣放中,他们没有提出土地改革的问题,也没有针对农业高级合作化中剥夺农民私有土地的问题指陈利弊呢?是他们把上述“欧美现代工商宪政文明最为基本的普世常识”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否。是因为土改属于禁区,碰不得。合作化涉及的土地所有权变革,同样是禁区。君不见,50年代初,梁漱溟只就农民生活困苦的话题说了一句--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就被毛骂得狗血淋头,当众羞辱一番,10多年的私交毁于一旦。因此,尽管1955年掀起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违背《共同纲领》的承诺,也不符1954年《宪法》的规定,但还是万口噤声,谁也不敢触犯逆鳞。谁也不想步梁漱溟的后尘,因为那不仅于事无补,还落得个自取其辱。

   回顾57年的历史背景,再看文章的大段高论,难免想起“站着说话腰不痛”的俗语。“设身处地”这四个字,是不是应该作为批评者的座右铭呢?大陆中国毕竟异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奥巴马的口头禅“Yes,we can。”往往在此变成“行不得也,哥哥”!

   该文又称:

   1957年,上百万的“右派分子”之所以盲目落入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圈套之中,除了他们自己缺乏政治智能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走错房间而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共产奴隶地位而不自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作家刘宾雁,他即使经过20多年的炼狱,复出之后依然要标榜什么“第二种忠诚”。无论这“第二种忠诚”所要效忠的标的是中共党组织及其共产主义教条,还是国家、民族、人民、理想之类的大概念,都是对于每一位个体的自由意识、人格尊严、个体人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权连根拔起的抽象架空。没有独立自足的主体人格和独立自主的私有财产,任何神圣美好的大道理,到头来都必然是自欺欺人以至于祸国殃民的愚民圈套和政治陷阱!!

    这段话前半部份看似滔滔雄辩,其实似是而非,并且显得冷血兼狂妄,大有幸灾乐祸之嫌,严重伤害百万受害者的感情。

    作者身为已过不惑之年的高级研究人员,行文立论理应讲究分寸,即所谓“有理,有利,有节”。怎能说“上百万的‘右派分子’”全都“缺乏政治智能”呢?这能言之成理吗?说他们的落网“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走错房间而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共产奴隶地位而不自知”?这不是为毛张目、为邓坚持不肯给右派平反撑腰吗?为什么不说“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毛的凶残狡诈”呢?百万右派自然本身需要反思,但如此咄咄逼人的指责是不是太过分了呢?何况“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共产奴隶地位而不自知”者,岂独当年的百万右派?今天大陆十几亿民众,除一小撮权贵外,又有几人不是“共产奴隶”?

   也许作者自以为不在“共产奴隶”之内,所以大言炎炎。然而,那样的话会否令人怀疑阁下与当局穿一条裤子?

   至于文章对刘宾雁颇有微词,本不足为怪。异见人士不以“第二种忠诚”为然者多矣,无须“舆论一律”也。问题是刘在百万右派中真有作者所称的那种代表性吗?愚意以为未必。

   诚然,刘服膺共产主义,以之为最高理想。但作为一种信念,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见仁见智。即使1991年“苏东波”之后,仍有共产主义的信徒。如果一概而论地指之为“自欺欺人以至于祸国殃民的愚民圈套和政治陷阱”,恐怕有失于武断。一句话,理论上的探讨大可继续,实践上的成败由各国人民自己总结。我们无法越俎代庖,更不应高高在上地向大陆中国或北韩、古巴等国民众发号施令。

   说回刘宾雁的个案。他是个很独特的例子:忠于自己的信念,坚持当人民的喉舌。品格正派,才华出众。在百万右派中罕有其匹。能说他那些为民请命的报告文学作品,没有弘扬“个体的自由意识、人格尊严、个体人权”的成分和作用吗?讲到“私有财产权”,则直到去年《物权法》通过之前,在大陆尚无正式的法律地位。这是时代与历史的局限,岂能以此苛责流亡海外10余年的一介书生刘宾雁呢?

   遗憾的是,该文一再不顾时间地点大放厥词,肆意贬低、丑化和谴责他人。其文风之恶劣,简直不可思议。比如下面这段:

   套用瞎子摸象的典故来说,苏联共产国际仅仅是魔幻般伸进来一个大象鼻子,包括“右派分子”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像是摸象的瞎子一样,一口咬定自己摸索到的甚至于根本就没有摸到过的大象鼻子,就是唯一正确的绝对真实和绝对真理。从此再不愿意沿着大象鼻子去进一步摸索大象的全部身躯,以及大象之外的整个世界。这种抄近路、讨便宜并且自以为是的盲目、盲迷、盲从,是注定走不远的。

   作者俨然是当代超人,“众人皆醉我独醒”。1957年全国有500万知识分子,过了51年估计最低限度不下5000万。但除作者之外,4999万9千9百9十9人之中,似乎无人发表过类似上述的高论。请问现年44岁的作者,51年前“包括‘右派分子’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何时“一口咬定自己摸索到的甚至于根本就没有摸到过的大象鼻子,就是唯一正确的绝对真实和绝对真理”?阁下又如何得知他们“从此再不愿意沿着大象鼻子去进一步摸索大象的全部身躯,以及大象之外的整个世界”?况且右派自戴帽之日起即失去话语权长达22年之久,其间就算要修改自己原先的观点也无法刊之于报端,指其“从此再不愿意沿着大象鼻子去进一步摸索大象的全部身躯,以及大象之外的整个世界”,岂非加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百万右派仅存万人左右的此时此刻,如此信口开河罗织构陷,无宁欺人太甚乎?

   作者当然可以对“这种抄近路、讨便宜并且自以为是的盲目、盲迷、盲从”表示不屑,但还要变本加厉地进一步抨击沦为贱民、苦不堪言、九死一生的右派,说什么“无论骗子如何高明,欺骗手段如何恶辣,受骗上当的人最应该做的并不是斥责骗子,而是反省自己为什么要愚蠢到盲目、盲信、盲从的地步”,这样不遗余力地为阴险毒辣的暴君兼骗子毛开脱罪责,不能不使人问一句:“这是为什么”?

   难道作者不知道那一百万颗“能够独立思考与独立判断的脑袋”,早已被毛的洗脑和高压摧毁了基本的功能了么?这就像一个被强盗洗劫一空兼砍断手脚的良民遭法官训斥:你应当好好反省一下,为何不跟歹徒搏斗?打不过可以跑呀?

   够了,请将此种“精英意识”说教收起来吧!因为100万右派里只有一位死刑犯杨应森有幸受到青睐,而这位“最具有精英意识”,兼且“表达得最为透彻”的杨某,早已于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被处决了。俗语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们这些浑浑噩噩,可能毫无“精英意识”的幸存者还是宁愿活下来,希望看到作者深恶痛绝的“共产专制”垮台的一天;而不想由于自己“具有精英意识”,提前40多年去吃枪子。

    临末补充一句:不知作者的生日是否在4月19日之后?若然,则也许杨某投胎转世,在作者身上得到重生?否则后者之“精英意识”岂能如此出类拔萃,超凡入圣,从而成为中国大陆几千万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的明白人?

    阿弥陀佛,亵渎亡灵,罪过罪过!

    (0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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