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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一去大树飘零——漫议学术大师与中国

   《中国大学不利于发展学问的学者》---这是香港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本周节目的标题。引用的是著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的话。
   
   对于港人来说,丘成桐的名字并不陌生。这位1949年生的哈佛大学讲座教授,曾在本港培正中学和中文大学就读,后入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深造,师从陈省身教授。1983年获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近20多年来,他先后在两岸三地创建了4个数学中心,致力于让中国成为数学强国。但大陆教育和研究领域出现的弊端使他深感失望。
   
   在这此访谈中,主持人许戈辉问他,国内高校现时可否培养出如他这样的人才,他直言不讳地给与否定的回答。他说“这几年是培养了一些人才。”“可是这些人才,你讲会成为大师,现在看不出来。。。你要真的成为一个国际上,就不一定国际上了,在数学界里面,真正有深远影响的、有深度的大师,中国还没有这个能力,以现在的体制来讲,现在结构来讲。”

   
   当许追问怎样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时,他答称:“很坦白讲,国内还没有第一流的大师来带研究生。。。让他们也成为第一流的大师。”
   
   这句话很刺耳,却一针见血。其实大陆非但数学界如此,整个自然科学以至人文科学也莫不如此。
   
   诚然,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是由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创办的。但第一流的大师身边却少不了出类拔萃的师友。丘成桐本人对此就感受极深。他提到恩师陈省身对其影响很大的一点:“他觉得做好的学问,一定要跟有能力,学问做得很好的人多来往,多跟他们交流。”“这三十多年来,四十年来,我来往的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流的数学家,我的学生很多也是第一流的数学家,从他们身上,我得到不少启发,很多事情是合作的,所以我以后的成就跟陈先生讲这句话有很大的关系。”
   
   由此联想到,1957年1月大陆颁发首届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得主三名:钱学森,华罗庚,吴文俊。其中钱、吴二人先后于1934和1940年毕业于交大,故包括笔者这个刚入学的新生在内,全校上下莫不感到“与有荣焉”。其实,钱据以得奖之《工程控制论》乃其50年代自美归国前的科研成果,吴之拓扑学论文则是在法国完成的。严格说起来跟交大都没什么直接关系。华的获奖,也得益于他1946年至1950年在美的访问研究。
   
   但有一点不能抹煞的是:这三位大师级的名流都属于“谈笑有鸿儒”的学者。钱、吴两位负笈交大时,接受过名师的教育熏陶。华罗庚虽属自学成材,但1930年熊庆来独具慧眼,破格将之罗致于清华大学数学系门下。当时还处于“旧中国”的年代,然而学术研究的气氛远胜于1949年之后的“新社会”。
   
   至于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都对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恩师感念不尽。其中包括陈省身、吴大猷、叶企孙等蜚声国际的教授。
   
   然而,中共建政后不仅人文科学方面的顶尖学者遭受没顶之灾,自然科学领域的俊彦名师也黯然失色,无复昔日光彩。例如上述叶企孙,还有浙江大学束星北教授分别是李政道的学术领路人和启蒙者,但却在政治上遭到残酷迫害,沦为贱民。被业内人称“中国的爱因斯坦”的束星北,六十年代初竟长期打扫厕所!而被称为“大师的大师”的叶企孙则被送往劳改队,一度精神错乱。
   
   正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前这些文教科学界的巨星陨落后,神州大地再无类似的大师。用美籍华人丘成桐教授的话,这是体制和结构的问题。老一辈大师早已魂归道山,新一代大师诞生无期,大陆同胞只有徒呼奈何。
   
   (08-11-22)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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